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浙东金华县西山乡有人去世，朋友吕祖谦为他写了墓志铭，里面有一句特别的记录：此人去世前，西山乡近三十年没有一起因差役引发的诉讼告上公门。
 
这句话放在南宋的背景下读，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那个年代，差役逼得兄弟反目、叔侄对簿公堂，几乎是稀松平常的事。
 
三十年没有差役纠纷，靠的是一套叫"义役"的民间自救办法。
 
要弄清义役是什么，得先搞清楚南宋差役糟糕在哪里。朝廷按家产多少把民户分成不同等级，高等户要承担繁重的差役，比如押解钱物、看守仓库，跑腿误工不说，出了差池还得赔钱。
 
差役轮到谁，往往是官府说了算，胥吏从中上下其手，逼人行贿才能少派或不派。更离谱的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收了免役钱，说是交钱就可以不服役，南宋却两手都抓——免役钱照收，差役照服，等于同一件事收了两道钱。
 
民众躲不掉，只好想别的路子。行贿胥吏，请他把自家的户等改低一点，低等户服役少。但有人悄悄降了等，必然有人被顶上去承担更多。
 
被顶上去的要喊冤，要举报，于是就出现了陈傅良说的那种局面："叔伯兄弟，相讼以避役久矣。"不是这些人没有人情味，是差役制度把人逼到那一步的。
 
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华县长仙乡十一户乡民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件事。他们决定自己排序、自己轮流——按各家家产多少，自行排定甲乙丙丁的顺序，再按这个顺序挨个去服差役。
 
这个办法叫做"自以甲乙第其产，以次就役"。
 
自己排出来的顺序，胥吏就没有空间做手脚了。你贿赂我，我帮你改等级，这条路被堵死了。贿赂无处使，行贿者和被连累者之间的纠纷自然也少了大半。
 
这个做法在七年后的西山乡有了更成熟的版本。绍兴十九年（1149年），西山乡的乡民不只是轮流服役，还往前走了一步——大家共同出钱出田，形成一块"义役田"，用这块地的租收来支付服役期间的各种开销。
 
这笔共同的钱，相当于为义役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哪一户轮到服役，不至于因为没钱支付杂费而破家。
 
协议白纸黑字写下来，一份送到金华县衙存档，参与者人手一份副本。这个举动并不是求官府帮忙，而是借助官府的存档系统，让协议有了一层法律效力，谁也不好悄悄毁约。
 
这套办法的效果，就是吕祖谦在墓志铭里写下的那句话：将近三十年，西山乡再没人因差役上公门打官司。
 
义役随后在江浙一带陆续出现。金坛、瑞安、黟县、饶州、婺州、处州等地，都能见到类似的自救组织在运作。有些地方官对此持支持态度，认为义役能稳定地方秩序，上报朝廷推广。
 
但推广的结果并不理想，原因说来也直白。曾任衢州知州的袁甫有一句总结说得很到位："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义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
 
"差役制度的好处，拿到手的是胥吏，不是百姓。义役一旦成功，胥吏那条索贿的路就堵死了。地方衙门当然不喜欢。
 
淳熙十一年（1184年），监察御史谢谔向朝廷上报，说江东、江西一带，民间有义役推行，官府却在从中"颇有摇动"，鸡蛋里挑骨头，千方百计找理由破坏。
 
饶州德兴县和吉州吉水县的乡户，忍无可忍，集体进京告状，控诉地方官吏视义役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让它垮台。德兴县的乡户还把一块刻有义役约定的石碑扛到京城，当作物证。
 
不肯放下这块碑，因为义役对他们意味着多年的安稳。一旦碑被砸、约被废，那些争差役、行贿赂、告叔侄的日子还会回来。
 
义役失败的另一个缺口来自义役田本身。这块共有的土地，产权归谁？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主体来持有它，乡里的强势家族盯着这块地，时机成熟就吞了。
 
地没了，支撑义役运转的资金来源断了，整套制度随之垮掉。
 
【参考资料】《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