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有一类人，朝廷的户籍台账上找不到他们，官府的税收收不到他们，地方官员见了他们也犯怵。这群人住在洛阳以西南连接邓州、虢州一带的深山里，以弓箭为生，居无定所，个个身手矫健，打起架来叫人头皮发麻。按《新唐书》的说法，当地人叫他们"山棚"。
 
这两个字听起来朴实。"棚"就是猎人在山里临时搭的简陋窝棚，山棚就是住在山里棚子里的人。叫法简单，实际情况可复杂得多。
 
唐代东都洛阳西南，沿着伊水、洛水的上游，一路穿进伏牛山区，山谷深邃，林木茂密，麋鹿出没其间。这一带属于当时的邓州和虢州的交界地带，群山把官道切割成几条细线，再往里走就几乎没有路了。
 
《新唐书·吕元膺传》记下了当地的情形："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人业射猎而不事农，迁徙无常，皆趫悍善斗，号曰'山棚'。"
 
这段话不长，却点出了山棚群体的几个关键特征：靠打猎为生，不种地；居无定所，四处迁移；身手敏捷，勇于争斗。
 
吕元膺是宪宗元和年间担任东都留守的官员，以持身谨严、处事稳重著称。他注意到山棚的存在，说明这个群体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零散个体。
 
这批人从哪儿来的？答案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户籍制度遭受了严重冲击。北方大量人口死伤逃散，战后朝廷虽然着手重建，但深山僻野是行政力量最难企及的地方。
 
有一批人在乱世中逃进山里，就此在山中扎下根来。伏牛山区地形崎岖，不适合大规模耕种，但猎物丰足，山货充裕，一个手艺娴熟的猎手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
 
脱离了官府的注册，省去了赋税和徭役，对于在中原战乱里见过太多苦难的人来说，这未必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留在山中的时间久了，世代相传，一批以打猎为全部生计的山区人口慢慢成形。他们没有固定田产，不受里坊制度约束，也不向国家缴粮服役。官员若要追究，深山里的地形自然提供了保护。猎户的日常就是弓箭和陷阱，手里常年握着兵器，久而久之，打架斗殴的能力也非平原百姓可比。"趫悍善斗"这四个字在史书里出现，并不是一句修辞，而是事实的陈述。
 
这就带来了一个两难局面。山棚不受法度约束，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是治安隐患；但若强行清剿，山区地形和这批人的战斗力都不容小觑。
 
吕元膺想到的办法不是镇压，而是招募。他把山棚的精壮子弟纳入地方武装，既给了他们一个相对正式的身份，也借助了他们熟悉山地、善于追踪猎物的特长，用于看守山岭、巡视要道。
 
换句话说，山棚从一个令地方官员头疼的存在，摇身一变成了守卫地方的辅助力量。
 
这种转化在唐代中后期并非孤例。藩镇混战的年代，各方势力都需要兵源，而山区的猎户恰恰是现成的、不需要额外训练的武装力量。
 
他们熟悉地形、耐得住风餐露宿，能在山地里灵活行动，这些都是正规军队培养一个士卒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得到的本领。一旦局势混乱，愿意出价的人多了，山棚愿意跟谁走，那就说不准了。
 
从国家的角度看，山棚是一个管理漏洞。他们既不在户籍上，又有战斗力，是介于"编户齐民"和山野盗匪之间的模糊存在。
 
从山棚自身的角度看，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反叛，只是在能打猎为生的地方打猎，在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
 
吕元膺离任之后，这片山区的管理记录便淡出了史书的视野。伏牛山的深处，那些临时搭起的棚子，不知在后来几十年的藩镇动乱里是否还保留着，那群"迁徙无常"的人，最终以什么面目走进了历史的沉默处。
 
【参考资料】《新唐书》卷一六二《吕元膺传》，北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