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就是个典型的修正主义分子，是隐藏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中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一点已经被世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时期的实践所证明。
一九五七年六月，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国家别墅里，几名身着军装的人沉默地坐在长桌两侧。会议已经持续了五个小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窗外天色渐暗，一名工作人员推门进来，俯身在主持会议的苏斯洛夫耳边低语了几句。
苏斯洛夫点点头，示意工作人员离开。他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在座的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建议，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提法，从下一届代表大会的主报告草案中移除。”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改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桌边一位头发花白的上将猛地抬起头。“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苏斯洛夫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阶级立场将不再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共同的人道价值，才是团结的基础。”
房间里一片死寂。几分钟后，那位上将把面前的茶杯往前推了推，陶瓷杯底在橡木桌面上发出清晰的摩擦声。“我反对。”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但反对没有记录在案。三天后，上将接到调令，前往远东军区任职。报告草案的修改按计划进行。
一年后，赫鲁晓夫站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讲台上，面对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理论。台下，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区域气氛凝重。团长在笔记本上只写了两个字：变质。
一九六零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中苏双方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分歧彻底公开。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指责“有人想用拳头指挥世界革命”，矛头直指中国。当晚，中方代表团驻地灯火通明，翻译组的同志连夜将赫鲁晓夫的讲话全文译出，每一处关键修改都用红笔标出：这里抽掉了“阶级斗争”，那里塞进了“全民国家”。
“这不是词句之争。”代表团团长对随行的顾问说，“抽掉阶级斗争的基石，整个大厦的方向就会改变。今天他敢在报告里改，明天就敢在实践中走。”
分歧很快从理论延伸到具体政策。苏联单方面撤回援华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北京西郊的建设项目一时陷入停滞。一位负责协调的干部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对着留下的半成品机床，对工人们说：“他们卡我们脖子，我们就自己造。阶级的脖子，卡不住。”
国内，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的特殊商店开始对党内高级干部家属开放，里面陈列着进口香水、西方面料和罕见的热带水果。一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委员的妻子，在一次非正式聚会中抱怨：“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像外交官的孩子那样，去瑞士夏令营？”这话很快传到了克格勃的档案里，归类为“干部思想动态—生活倾向”，但没有被当作问题处理。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时，莫斯科发动了“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等人主导了这次行动。他被召回莫斯科，在一场简短的中委会会议上被解除了一切职务。投票时，不少当初被他提拔起来的人举起了手。
消息传到北京时，一位领导人正在阅读一份关于国内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包产到户”苗头的报告。他放下报告，对办公室里的同志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但把他推上去的土壤还在。苏联的问题，不是换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世界地图上那片广阔的红色区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往往穿着同志的外衣。他们不要枪炮，他们改报告里的词。”他转过身，“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党员都看清楚，改掉一个词，后面跟着的是什么路。”
赫鲁晓夫退休后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别墅，由克格勃守卫。他每天在菜园里种土豆和西红柿，偶尔对着录音机口述回忆录。有一次，他对来看望他的儿子谢尔盖说：“我只不过是想让人民过得轻松一点。”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爸爸，有些路，走了第一步，就看不到最后的悬崖。”
一九七一年九月，赫鲁晓夫病逝。他的葬礼没有在红场举行，也没有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安排位置。他被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墓碑由著名雕刻家涅伊兹韦斯内设计——一半是白色大理石，一半是黑色花岗岩，交错纠缠在一起。
墓碑前很少有无产者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