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几个东北军军官枪杀了王以哲，带着枪闯进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嚯”地一下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
 
事情发生后，开枪的人没有庆祝，反而慌了。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杀掉的不是一个普通将领，而是东北军内部颇有分量的元老。接下来，最危险的对手可能不是南京，而是东北军自己人。
 
这场风波，和两个月前张学良被扣有直接关系。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他原本以为，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去，可以表明诚意，也能换来释放。结果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把张学良扣了起来。
 
这一扣，改变了东北军的局面。
 
张学良被带走后，近20万东北军失去核心人物，西安方面很快分成两种意见。一批老将主张继续谈判，先想办法把张学良保出来。另一批年轻军官却认为，南京根本不会轻易放人，只有用军事压力，才能逼蒋介石松手。
 
两边争得越来越厉害，最后不只是意见不同，连彼此的信任也快没了。
 
少壮派军官把矛头对准了王以哲等人。在他们看来，这些老将没有坚决救张学良，反而想和南京妥协，甚至有人怀疑他们准备借机掌握东北军。
 
这种判断有没有根据，后来很难说清楚。但在当时的紧张气氛里，怀疑很快变成了行动。
 
2月1日晚，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30多名少壮派军官聚在一起，决定除掉所谓主和派。第二天上午，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着20名卫士闯进王以哲住宅。
 
王以哲当时正在病中，没能躲开枪击，当场死亡。
 
结果很快摆在眼前。
 
王以哲原来统领的部队立刻出现强烈反应。六十七军所属刘多荃师当时正在前线防御中央军，得知消息后调转方向，直接向西安开进，公开表示要为军长报仇。
 
少壮派这才发现，事情已经超出控制。他们原本想用一次行动逼南京让步，没想到先把东北军内部撕开了一道口子。有人要抓孙铭九，有人要追杀苗剑秋和应德田，西安城里到处都是传言。
 
更麻烦的是，传言开始把共产党也卷了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孙铭九等人带着枪闯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他们看上去来势汹汹，实际上却是来寻求支持。说得直白一点，他们希望周恩来替这次行动背书，至少让中共站到他们一边。
 
周恩来没有顺着他们的话说，而是突然站起来，把桌子重重一拍。
 
你们这样做，是在救张副司令吗？
 
答案当然不是。
 
周恩来当面指出，杀王以哲只会破坏东北军团结，让部队内部互相仇杀，也给蒋介石制造了拆散东北军的机会。蒋介石想分化东北军，却一直缺少合适的突破口。现在，少壮派自己把这个口子打开了。
 
这不是在救张学良，而是在帮南京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几名年轻军官面对这样的质问，很快沉默下来。刚才带枪进门的气势没有了，有人低头认错，甚至跪下来请求处理。
 
周恩来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这么重？因为这场冲突不能只看成一次军官之间的私人恩怨。
 
当时的东北军，本来就处在没有主帅的状态。张学良被扣后，部队缺少统一指挥，老将和少壮派之间又互不信任。王以哲一死，支持他的部下要报仇，少壮派要自保，蒋介石则可以顺势把部队调走、整编。
 
局面会走向哪里，几乎不用多猜。
 
周恩来最后选择送他们离开西安。
 
他安排刘鼎带着几人秘密出城，送到三原红军驻地。这个决定很容易引起争议，毕竟王以哲确实死在他们策划的行动中。有人觉得，既然杀了人，就应该接受惩罚，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
 
周恩年的考虑并不复杂，少壮派在西安事变中曾经发挥过作用，他们杀王以哲固然犯了大错，但最初动机仍是救张学良，不是投靠南京。如果这些人被当场处置，东北军内部只会继续报复，中共也可能被认定为借机清洗异己。
这一步，也有对外释放信号的作用。
 
他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是告诉东北军老将，共产党不支持杀人，不会因为少壮派曾经合作，就替他们的行为遮掩。他把人送走，则是告诉少壮派和其他旁观者，共产党不会因为你犯错，就马上把你推入死地。
 
一硬一软，针对的是两个不同问题。
 
这才是周恩来面对的现实。
 
不过，稳住人心，并不等于能够挽回全部局势。王以哲遇害后，东北军还是迅速分化，蒋介石随后把相关部队东调豫皖，并推动整编。几个月后，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也被迫出国。
 
西北原本形成的三方合作局面，随着这场内部枪杀逐渐瓦解。
 
所以，周恩来当时救下孙铭九等人，并没有改变东北军后来分化的结果，也没有让王以哲重新回来。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在已经失控的局面里，能少死几个人，能少一层误会，能让东北军暂时不继续互相开火，本身就是现实目标。

 
周恩来先拍桌子，说明这件事不能含糊。随后送人离开，说明处理政治和军事危机，不能只靠痛快，也要留出转圜空间。
 
如果当时把孙铭九等人交出去，东北军会不会更团结？如果不送他们走，西安城里的报复会不会扩大？这些问题没有办法重新验证，但周恩来的选择很清楚，错要指出，责任要记住，人也不能轻易推向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