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姑姐当年在医院生孩子时，竟顺手捡回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她对外一直说这是自己生的龙凤胎。
上周我在大姑姐的干杂店帮忙理货，手里正按着当月的进货单对账，玻璃门被人哗啦一声推开，进来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烫着大波浪，口红涂得艳红，开口就问谁是张桂兰。我抬头喊了里屋的大姑姐一声，女人盯着大姑姐看了半分钟，突然张嘴就说：“你当年抱走的我女儿，该还给我了。”
女人把挎包甩在柜台上，掏出一张泛黄的医院缴费单拍在我面前的进货单上，单据上的日期刚好是两个孩子出生的那天，科室是妇产科。她说自己当年刚满十九，被前男友骗了身无分文，才把孩子放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现在她嫁了个做工程的老板，家里有别墅有保姆，要接女儿回去过好日子，还说大姑姐藏了她女儿十七年，她没报警就算仁至义尽。
大姑姐靠在货柜上，手搭在装花椒的编织袋口，没看那张缴费单，也没说话。我想起前几年每到腊月初八，大姑姐都要关半天店，揣着个印着邮局logo的牛皮纸信封出门，问她就说去存孩子的学费，还不让我跟着，说这是她给孩子攒的底气钱，谁也不能动。
女人见大姑姐不说话，嗓门一下子提了起来，说：“别给脸不要脸，要是你不肯交人，我就去学校找孩子，去市场管理处闹，让大家都知道你拐带别人的孩子。”她伸手去扒拉堆在柜台上的干木耳，塑料袋子哗啦响，旁边的电子秤被她碰得歪到一边，显示屏上的数字跳来跳去。
大姑姐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花椒碎，转身进了里屋，没两分钟抱着个铁饼干盒子出来，盒子上印着老式的牡丹花图案，掉了不少漆。她把盒子放在柜台上，掀开盖子，哗啦一声倒出一堆东西，全是大大小小的票据，用橡皮筋按年份扎着，最上面的一张是皱巴巴的报警回执，日期就是孩子出生的第二天。
大姑姐指尖扫过那些票据，抽出最厚的一沓推到女人面前，是十七张福利院的捐赠收据，每张面额两千元，日期都是每年的腊月初八。她说：“我捡着孩子当天就报了警，留了联系方式，怕你哪天回来找孩子连路费都没有，每年往福利院捐两千，连捐十七年，一共三万四。我养了十七年的孩子，你要认也得先讲个道理。”
女人盯着那堆票据，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半天没说出一个字。她胳膊碰掉了柜台上的计算器，塑料壳子砸在水泥地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没人弯腰去捡。店里的收音机正放着豫剧，咿咿呀呀的调子绕着堆满干货的货柜转，门口挂的塑料门帘被风掀起来，灌进一阵带着菜市场鱼腥味的风。
这时候玻璃门又被推开，穿校服的女孩拎着两把伞进来，裤脚沾了点泥点，是大姑姐的女儿念念。她刚从学校过来，手里还攥着一张家庭困难助学金申请回执，进门看见满柜台的票据愣了一下，随即走到大姑姐身边，把回执塞进大姑姐的围裙口袋里，说：“老师说让家长签字，我帮你填好信息了。”
女人看见念念，眼睛一下子红了，往前凑了两步，伸手想去摸念念的脸，说：“囡囡，我是你亲妈啊，跟我回去吧，妈给你买新衣服新手机，送你去国际学校读书。”念念往后躲了一下，靠在大姑姐胳膊上，伸手拿起那张最旧的报警回执，折得整整齐齐放回铁饼干盒子里，盖上了盖子。
女人站了半天，拎起挎包转身走了，连那张泛黄的缴费单都没拿。大姑姐低头看了看围裙口袋里露出来的回执边角，伸手拿起我刚才没理完的进货单，捏着笔在“酱油”那栏后面打了个勾，然后转身往后厨走，说：“晚上给你们做番茄鸡蛋面，多加两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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