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四川一女老师的丈夫说要带她去旅游，可谁知旅游刚结束，丈夫就望着周围荒凉的高原说道，我想在这里留一年。而妻子的回应更是让他忍不住落泪。
 
 
2000年秋天，成都石室联中的化学老师胡忠跟妻子谢晓君说，趁产假还没结束，带她和刚满8个月的女儿去甘孜塔公草原散散心，顺便给孩子断奶。
 
 
谢晓君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平时丈夫话不多，难得主动张罗出门，她没多想就抱着孩子上了车。
 
 
车开了500多公里，海拔升到3800米。谢晓君下车就头疼，跟着丈夫走进康定县塔公乡的西康福利学校，几间板房，窗户用塑料布糊着，孩子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怯生生地看着他们。
 
 
直到这时胡忠才说了实话，他带她来，不只是旅游。
 
 
原来，胡忠之前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消息，甘孜州这所福利学校急需老师，招的是13个县的孤儿和特困生，100多个孩子挤在漏风的板房里，能站稳讲台的老师没几个，之前来的志愿者大多待不了两个月就走了。
 
 
他心里搁了这件事很久，一直没找到机会来看看。
 
 
到了学校门口，孩子们围过来，把哈达往两人脖子上绕，穿着红色运动服跳起了锅庄。
 
 
胡忠后来才知道，为了迎接他们，师生们把里外打扫了一遍，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哈达和锅庄都是特意准备的。
 
 
那天傍晚，胡忠望着周围荒凉的高原，眼圈红了。他拉着妻子的手说：“像我这种老师，成都多得很。不可能因为我走了，哪个学生就读不成书。但这里不一样，没有几个老师愿意来，也没有几个愿意留下来。孩子们长大的命运，如果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我想得通。”
 
 
谢晓君沉默了很久。女儿才8个月，家里老人身体也不好，丈夫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可她看着那些孩子，瘦巴巴的，眼睛却亮得很，她看出来了，胡忠是认真的。
 
 
她最后说了一句：“你去吧，家里有我。”
 
 
胡忠听完，眼泪没忍住，落了下来。
 
 
2001年夏天，胡忠辞去公职，只身上了高原。身份是志愿者，每月只有学校发的300元生活补贴。
 
 
到了学校，3800米的海拔让他高原反应严重，适应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上课。
 
 
他的第一个岗位是一年级数学老师。一年级数学不难，但教这里的孩子却非常难，很多孩子不会说汉语，他不会说藏语，连比带划才勉强把课上下去。
 
 
他琢磨出一个办法。口袋里揣一摞纸条，上面写着数学题，课间就在校园里溜达，看到学生就拿糖把人逗过来，笑眯眯地说：“我这儿有道题，你做做看，给你糖吃。”
 
 
孩子们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胡忠也乐得把每月300元工资贡献出来买奖品，考80分就能得80颗糖，考100分就是100颗。
 
 
晚上他还自学藏语，三个月摸到了基础教学用语的边。后来他搬进了男生宿舍，跟孩子们住在一起，每周给8个小男孩挨个洗澡，教大孩子照顾弟弟。
 
 
有个孩子天天尿床，他每天夜里12点准时叫醒，带着去上厕所，坚持了3个月，尿床的次数越来越少。
 
 
丈夫走后，家里的担子全落在谢晓君身上。带孩子、上班、照顾老人，她每个假期都往高原跑，坐十几个小时的车上去看丈夫，也看那些孩子。跑着跑着，自己也动了心。
 
 
2003年，她从成都调到那所福利学校，带着3岁的女儿，一家三口在高原安了家。
 
 
2006年秋天，一所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在塔公乡创办了，叫木雅祖庆。谢晓君主动申请调了过去，教两个班的汉语，兼任学校大队辅导员。
 
 
那所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位数学老师，走了多少老师她自己都数不清。
 
 
女儿胡文吉跟着妈妈到了塔公，有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曲桑拉。在校园里碰见谢晓君，她只能叫“老师”，不能叫“妈妈”。
 
 
2012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主持人敬一丹问小姑娘为什么这样叫，12岁的胡文吉看着她的眼睛说：“因为如果我叫妈妈，那些孤儿会很伤心，因为他们没有父母。”
 
 
那年在颁奖现场，胡忠穿的外套都是借来的。43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夏天也得穿棉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谢晓君落下了背痛的病根，站着接受采访都得扶着腰。
 
 
但胡忠说得最多的是另一件事。扎根高原那些年，受过他们教育的117个孩子里，80多个上了高中的，全部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些孩子毕业后没留在大城市，回到了这所学校，当起了老师。
 
 
直到2012年，胡忠才解决了公办教师身份，告别了每月300元补贴的日子。他在学校待了12年，只回过5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