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于是，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没想到，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他却被两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给救走了。
同一张36人的枪决名单，35个人最终没能活着看到成都解放，朱君友却在最后关头出了监狱。12月6日深夜牢门打开时，他本人还以为，自己只是比别人早一步被押去处决。
两天前的12月4日，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把36名所谓“情节重大”的政治犯名单送到毛人凤手中。四川大学档案馆整理的朱君友史料记载，毛人凤在名单上批下“一律枪决”。朱君友的名字，就在这36人之中。
所以那晚看守突然叫到他时，他没有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行装交给同牢的徐孟生。经过杨伯恺、王伯高的牢房，他回过头看了看，两边隔着铁栏杆点头，没有多说一句。那种沉默，比告别的话更清楚。
朱君友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热血冲动。他1917年出生在成都一个富裕家庭，后来进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学习。1938年读中学期间，他已经参加进步活动；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此后负责民盟成都方面的部分财务和经费工作。
他手里的条件，也被用到了地下革命工作中。兄长与人合办建筑社后，朱君友利用那里作为联络和活动场所，还拿出资金帮助有关人员。晚上，他在家收听广播，把有用的消息整理出来，第二天交给交通员。这样的工作不显眼，却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949年11月的一天晚上，这种危险真的落到了他头上。朱君友经过成都玉带桥，正赶上特务设卡检查，身上携带的书刊、传单和资料没有来得及处理，当场被搜出。他先被关进玉带桥稽查处，随后转入将军衙门的四川省特委会监狱。
审讯并不轻松。档案材料提到，他遭到反绑、吊打等刑讯，却没有交出特务想要的情况。也正是在牢里，他近距离见到了后来十二桥惨案中的许多遇难者：余天觉放风后会唱歌，杨伯恺只能隔着距离用眼神和他打招呼，吴惠安因为受刑伤了腿，走路已经一跛一跛。
到了12月，成都周边局势已经快速变化。重庆于11月30日解放，人民解放军继续向成都方向推进。国民党方面一边准备撤离，一边开始处置在押的革命人士。12月4日深夜，刘仲宣、云龙、彭代悌3人在外西抚琴台一带遇害。
朱君友真正逃过的，是三天后的另一场屠杀。12月7日深夜，关押在四川省特委会的32名革命志士被押往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杀害。前后两次，共有35人遇难，后来被统称为“十二桥惨案”。朱君友恰好在12月6日夜里被接走，只差一天。
那扇牢门之外，家里已经想尽了办法。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出身杨家，兄长杨夷甫当时在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任职，杨家与成都军政系统有不少关系。朱君友的父亲朱茂先得知儿子被列入死囚名单后，开始四处托人，最后付出10根金条打通关节。
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走出监狱后，看见杨夷甫和徐季达等人在门外接应，这才知道事情并不是去刑场。朱君友不是因为案件撤销而获释，枪决命令也没有改变。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家人在国民党统治即将崩溃的缝隙中，通过关系和重金把人抢了出来。
家人随后把他送到成都中和场一带的乡下亲友家躲藏。直到成都解放后，朱君友才重新回城。也是这时，他得知自己离开监狱后的第二天，杨伯恺、余天觉、吴惠安等昔日狱友已经遇害。那次隔着牢门的点头，真的成了永别。
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混淆的数字。毛人凤批准枪决的名单是36人，十二桥惨案实际遇难者是35人；而今天十二桥烈士陵园纪念的“36位烈士”，又是另一层含义。1950年发掘遗体后，35位十二桥惨案烈士与在重庆牺牲的周从化烈士一同安葬，因此陵园形成了36位烈士的纪念格局。
朱君友此后活了半个多世纪。2004年10月11日，他在成都去世，终年87岁。晚年谈起1949年的牢狱生活，他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自己如何被救，而是那些狱友的神态、伤势和声音。这些回忆后来成为还原十二桥惨案最后时刻的重要线索。
这段历史还在继续被整理。2026年3月13日，成都十二桥烈士事迹陈列室正式向公众开放，利用文字、图片、实物和多媒体重新呈现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的相关历史。当年的枪声远去，人名、日期和经历却被保存下来。
在我看来，朱君友的故事最值得琢磨的，并不是“10根金条换回一条命”这么简单。真正让人难忘的是，同一份名单上的人，命运竟能在一天之内分向两边。朱君友活下来，有家庭关系、经济条件和特殊时局共同作用，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侥幸逃跑。他的幸存还有另一层价值：35名遇难者没有机会讲述最后的牢狱生活，而他把那些眼神、歌声、伤腿和临别时送出去的行装记了下来。历史如果只留下“36”和“35”两个数字，很快就会变得冰冷；有了这些细节，人们才知道，那张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个有生活、有牵挂、有选择的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