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范植伟对记者说：“王心凌17岁和我在一起时，已经没了第一次，让我很失望。”王心凌得知后崩溃痛哭。

公司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经纪人把报纸推到她面前，没说话。王心凌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报纸的一角慢慢皱起来——是她捏的。她松开手，捋平了那个角。

“下午的电台通告……”经纪人试探着问。

“去。”王心凌站起来，走到镜子前补了点粉，把眼周的痕迹盖得干干净净。

化妆师进来给她弄头发，动作比平时轻。没人提报纸的事。收音机的耳机扣在耳朵上，主持人声音欢快：“心凌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分享吗？”

她对着麦克风笑，声音像糖：“有啊，新专辑马上要录完了。”

导播间外面，经纪人和电台主管低声说着什么。主管点点头，比了个ok的手势。整个采访，感情问题一个字都没出现。

收工后车子开回住处。助理小声说：“薇姐刚打电话，说有几家媒体想约专访……”

“都推了。”王心凌看着窗外。

“可是……”

“就说我在准备新专辑，没时间。”

电梯门关上，镜面映出她整张脸。她一直看着，直到楼层数字跳到自己的那一层。进门，锁扣咔哒一声合上。她靠在门背后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客厅，把包里那份报纸拿出来，对折，再对折，塞进了垃圾桶最底下。

手机在茶几上震。屏幕亮着，是妈妈的名字。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十几秒，吸了口气，才接起来。

“喂，妈。”

“阿凌啊，吃饭没有？”妈妈的声音和平常一样。

“吃过了。”她走到厨房，打开空荡荡的冰箱，“你们呢？”

“刚吃完。你爸爸在看电视。”妈妈停顿了一下，“……新闻我们看到了。”

王心凌没吭声。

“不要理那些人。”妈妈说，声音有点紧，“你好好的就行。”

“我知道。”她听见自己说，“我没事。”

挂了电话，她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慢慢喝。客厅没开灯，窗外是对面楼的灯火。她坐了很久，直到杯子里的水彻底凉了。

第二天排练室，舞蹈老师拍着手喊节奏。王心凌跟着跳，每个动作都到位。中间休息时，几个伴舞姑娘凑在一起看手机，忽然安静下来，互相使眼色。她把毛巾搭在脖子上，走过去拿起自己的水瓶。

“心凌姐……”有个姑娘小声叫她。

她转头，等对方说下去。

姑娘张了张嘴，最后只是说：“你跳得真好。”

“谢谢。”她笑笑，拧开水瓶喝了一口。

新专辑的录制照常进行。录音棚里，制作人听完一遍回放，说：“情绪可以再甜一点，就像以前那样。”

王心凌戴着耳机，点点头。前奏又响起来，她开口唱，声音清亮，听不出任何异样。唱到副歌部分，她闭上眼睛。

那一句歌词是：“爱你的我，太勇敢。”

录完出来已是深夜。保姆车等着，助理递过来一份行程表：“明天早上八点杂志拍摄，下午两点彩排，晚上……”

她听着，嗯了几声。车子经过夜市，摊位的灯连成一片暖黄的光带。她忽然说：“停一下。”

助理愣住：“怎么了？”

“想吃红豆饼。”她指指窗外那个小摊。

助理要下车，她说：“我自己去。”

摊主是个阿姨，正低头翻着锅里的饼。她走过去，说：“要一个红豆的。”

阿姨抬头，多看了她两眼，没说什么，麻利地装好递过来。热腾腾的纸袋捧在手里，甜香飘出来。她付了钱，回到车上。

车子重新启动。她小口小口地吃着饼，红豆馅很烫，她吃得很慢。助理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几次，最终什么也没问。

到家楼下，她下车，朝车子挥挥手。走进电梯，金属门合上，她看着楼层数字跳动。

开门，开灯，空荡荡的客厅被照亮。她把包放下，走到洗手间洗手。镜子里的女人眼妆有点花，她抽了张卸妆棉，一点点擦掉。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陌生号码。她看了一眼，按掉。屏幕暗下去之前，她注意到日期——今天是17号。

她顿了顿，然后继续擦脸。擦干净后，她抬起头，仔细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好了。”她轻声说，不知道在对谁说。

第二天杂志拍摄，化妆师一边给她上妆一边闲聊：“心凌皮肤真好，怎么保养的？”

“就正常保养。”她配合地抬起脸。

摄影棚灯光刺眼，摄影师喊：“看这边，笑一下！”

她转向镜头，扬起嘴角。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像一场小型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