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朱一明｜02】南京，《新华日报》“三问”阅读了没有？南京“错失”长鑫科技，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一派观点认为，南京的错失并非简单的“错过”，而是亲手推开的“战略溃败”，暴露了南京在产业认知和体制上的沉疴。舆论指出，南京的“谨慎”是被包装过的短视。面对DRAM高投入、长周期的特性，南京表现出对硬科技投资逻辑的“拒斥”；而合肥则拿出了140亿真金白银，以“耐心资本”长期陪跑。更为犀利的观点是，南京“体制味太浓”，管理型思维根深蒂固，与杭州等地的“服务型”思维形成鲜明反差。同时，南京创投极端厌恶风险，偏好成熟赛道，导致产业投资功能丧失。南京长期存在的“研发强、制造弱”的短板，不仅让南京彻底失去布局国产DRAM龙头的窗口期，还加剧了长三角半导体人才向合肥的外流，导致南京在资本吸引力上处于劣势。另一派观点认为，南京当年的“认怂”是对纳税人负责的理性选择，不应被盲目崇拜的“合肥模式”所裹挟。舆论强调，企业家拿自己的钱去赌是企业家精神，但官员拿纳税人的钱去下注，赢了是政绩，输了则是全城老百姓买单。南京拒绝给出兜底式承诺，才是对公共财政伦理的坚守。“合肥模式”需要极高的偶发性，且合肥也投资过大量血本无归的项目。长鑫今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AI爆发”双重红利叠加的结果，如果盲目模仿合肥拿公共资源搞“政府风投”，极易导致地方财政的全面失控。笔者认为，南京应当对长鑫科技上市进行反思，不在于错失，而在于发掘，发掘与培育南京未来产业的生态链，强大的“系统韧性”。记得2025年初，《新华日报》曾罕见连发“三问”，深刻反思了南京在To C端缺位、体制思维僵化以及创投极端厌恶风险等深层次问题。长鑫科技的上市，当是这“三问”最残酷的实证。此时，南京当再读《新华日报》的“三问”！思考一下，地方政府如何避免“服务扶持”陷入“利益输送”的窠臼，如何平衡“稳健”与“进取”，如何界定“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边界？切切不榀用“躺平”践证“躺赢”、用“推诿”标榜“稳健”、用“无为”谋取“晋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