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8日中午12时15分，天津海河两岸的船只齐声拉响汽笛，送别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哀乐声中，人们将她的骨灰撒入河流，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妻子——邓颖超。
邓颖超临终前艰难吐出最后两个字：“李鹏”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重新抄写了一份早在1978年便写下的身后安排。
纸上的要求很具体：遗体火化，骨灰不保留，不举行追悼会；住过的房舍交公；周恩来的亲属若提出不合组织原则的照顾要求，也不能因为亲缘关系破例。十年后，她躺进北京医院，这几条安排开始一项项进入治丧程序。

1992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邓颖超的《庆祝党的生日，加快改革开放》。这是她生命最后阶段公开发表的重要文字。

十天以后，她去世。

一边是写给全党的公开文字，一边是病床上越来越短的声音，两件事挨得很近。
7月10日晚，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北京医院。邓颖超已经病危，开口十分困难。长期在她身边工作的赵炜后来回忆，她俯身告诉邓颖超，李鹏来了。病床上的老人听见后，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两个字：“李鹏。”

赵炜把它记作邓颖超最后说出的两个字。
第二天早晨6时55分，邓颖超逝世。
这个名字在邓颖超那里并不陌生。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1931年在海南牺牲。1939年，少年李鹏在成都受伤，邓颖超曾带他去重庆治疗。后来到了延安，照料李鹏的也不只有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陈云等老同志都曾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帮助。

直到1940年，李鹏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几十年后，李鹏在自己的回忆中仍把这段关系写得很清楚。他没有把自己称作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子，而把彼此关系放在老同志与烈士后代之间。那一代革命队伍中，牺牲者留下的孩子由组织和仍在工作的同志共同照料，并非一家一户的私人收养。

1939年的邓颖超，可以亲自照顾一个受伤的烈士子弟。
到了1982年，她在自己的身后安排里，又专门写到周恩来的亲属，凡不符合组织原则的要求，不能因为亲缘关系得到特殊照顾。

这两件事隔了四十多年，却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7月10日晚的病房里，赵炜报出来客姓名，邓颖超作出回应。

此后没有出现关于职务、接班或国家事务的口授。真正涉及身后事项的安排，早已写在纸上，而且从骨灰到住房，从治丧形式到亲属待遇，一项一项都有明确边界。

7月17日，北京医院送别室里响起低回的哀乐。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来到医院，向遗体三鞠躬，随后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邓颖超生前写过“不搞遗体告别”，实际治丧中仍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送别，但没有举行传统的大型追悼会。

第二天，场景转到了天津。
承担最后一程的是“新海门”号。中午12时15分前后，船上汽笛长鸣，船驶向撒放水域。

12时17分，赵炜、高振普等人把邓颖超的骨灰连同月季花瓣撒入海河。前一天北京医院里的哀乐已经停止。到了海河，留下的是汽笛、船只、花瓣和撒放骨灰的动作。骨灰没有送进墓穴，也没有另外选择安葬地点。

那只骨灰盒此前已经使用过一次。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它曾盛放周总理的骨灰。周总理的部分骨灰当年也曾撒入天津海河。十六年过去，邓颖超仍使用这只旧盒。

骨灰撒完，盒子第二次空了下来。

她留下的身后安排里，没有给亲属预留特殊位置，也没有为自己设置单独的纪念方式。周总理去世后，她已经经历过一次不建墓、撒骨灰的告别。轮到自己，她选择的仍是相近的处理方式。夫妻共同生活留下了许多记忆，最后保存下来的却不是一座合葬墓。

这也使7月10日晚那两个字显得很特别。
邓颖超在生命最后阶段还能辨认一个从少年时代便熟悉的烈士后代，可以回应他的名字；与此同时，她亲手写下的制度安排又把私人感情挡在公共待遇之外。名字可以留在记忆里，住房要交回去，骨灰要撒掉，亲属待遇仍按组织原则处理。

7月18日中午，“新海门”号继续沿海河前行。水面上的月季花瓣慢慢散开。
后来，那只先后盛放过周总理和邓颖超骨灰的盒子进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新海门”号退役后，也被保存下来。

邓颖超没有留下墓地。
病房里最后留下的是一个人的名字，海河上最后留下的，却是一只已经空了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