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红军团长牺牲后被士兵掩埋，一位路过的老妇人竟割下他身上的腐肉，这是为什么？这位被掩埋的团长，正是后来的开国中将梁从学。


梁从学的履历里，有两个紧挨着的职务：红二十八军二四五团团长，黄冈游击队队长。
中间没有处分，也没有离开红军。

1936年，这个团长只是突然从主力部队里消失了一段时间。

两个月后，他又从黄冈山里走了出来。

让他消失的是8月14日的马曹庙战斗。二四五团前一天由英山经浠水进入马曹庙，尚未站稳，便同国民党一个警备团遭遇。这个团实际只有两个连和一个手枪小队，二百多人。交火后，梁从学组织部队抢占地形、掩护转移，胸部中弹，枪弹造成贯通伤，人很快失去行动能力。

战士没有立刻丢下他。
几个人轮流背着梁从学撤，追兵却没有停。一个已经无法行走的重伤员，需要有人背、有人护，整支队伍的速度都会被拖下来。

梁从学渐渐昏迷，只剩微弱气息，再留下几个人照护，伤员和照护者都有可能一起被追兵截住。

几名战士在山坡找到石缝，把梁从学放进去，用枯枝落叶盖住身体，记下位置后继续撤退。没有挖坑，也没有下葬。

那层枝叶只有一个作用，尽量不让搜索的敌军发现下面还躺着一个人。

这种处置同红二十八军当时的活动条件连在一起。
1934年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梁从学因伤再次留在当地。1935年红二十八军重新组建，他先后担任二四四团团长、二四五团团长，在鄂豫皖边坚持游击战争。主力长期在皖西、鄂东、豫南一带机动，固定医院、稳定补给和完整的伤员运输线，很难跟着队伍一起走。

团长这个职务，在中弹以后换不来另一条撤退道路。没有汽车，没有固定后送站，能用的还是战友的肩膀和脚下的山路。

部队一旦被敌军咬住，重伤员能不能带走，已经不只是伤员自己的生死，还牵着整个撤退队伍。

可大别山里还有另一套联系没有随着主力消失。
1936年6月，黄冈中心县委在杜皮组建，交通员负责同红二十八军联系。大崎山一带承担过伤病员转移、人员接送和物资保存。红二十八军在这一地区活动时，主力、地方武装和便衣队相互配合：主力不断转移，地方人员熟悉村庄和小路，交通员在山间把人员、消息和物资重新接起来。

梁从学第二天被一名老妇人发现时，人还活着。
老妇人叫来村民，把他从石缝附近抬回家中藏下。枪弹贯穿胸背却没有立即夺走他的生命，接下来的感染却越来越重。创口没有得到正规手术处理，很快化脓，部分组织腐坏，伤处还生了蛆。

老妇人手里没有医院的器械和药品，只能用乡间能够找到的东西处理。
她剪掉了已经腐坏的肉。
这个动作听上去比枪伤还令人发紧。感染创面里的坏死组织，本身就会妨碍创口恢复，现代创伤处理中，清除坏死组织也是处理感染创面的一个基本环节。

老妇人的办法当然远称不上正规医疗，当时却连正规的医疗条件都不存在。
她能做的，只是把已经坏掉的部分一点点清出去。

梁从学之子梁渤海后来回忆，父亲曾讲过那次伤口里用过丝瓜瓤、南瓜瓤，塞进去以后再取出来，带出脓血，再换新的。这个过程持续了不短时间。

村民还要给这个不能公开露面的伤员提供食物和藏身处，外面则仍有国民党军队搜索、封锁。
老妇人的屋子，临时承担了一个正规后方医院无法承担的任务。

但把伤养到能下地，还没有结束。
大约两个月后，梁从学的创口尚未完全痊愈，已经能够勉强行走。他离开农户，沿着山路去寻找当地武装。几天后，他终于同黄冈一带的游击力量接上。随后，他的职务从二四五团团长变成黄冈游击队队长。

同一个人，在这两个月里经过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处境。马曹庙战场上，主力已经承担不起一个重伤员的后送；村庄里，老妇人和乡民给了他藏身、食物和最原始的创口处理；等到能够走路，黄冈山区仍在活动的交通联系和地方武装又让他重新接回红军组织。

没有这条地方联系，伤口愈合以后，他仍可能只是一个困在山村里的失散伤员。没有乡民最初那段藏护，黄冈游击队也等不到这个团长自己走回来。

此后梁从学进入新四军，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一生多次负伤，马曹庙留下的胸背伤疤一直带在身上。

1936年那次重伤，最后没有停在盖满枯枝的石缝里。
两个月以后，一个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人走出村庄，沿着山路寻找队伍。等他重新出现在红军序列里，二四五团已经留在身后，新的职务写成了五个字：黄冈游击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