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萧克回忆录》记载，1949年4月，他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参谋长，风尘仆仆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四野司令部就暂时设在北京饭店。萧克在北京饭店见到了罗荣桓政委。
罗荣桓当时已经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了，留京工作，不随四野大军南下了。他叮嘱萧克说，四野的两个副参谋长陈光和聂鹤亭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萧克认真地点了点头。


1949年5月9日，中央军委向正在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部署下一步行动。
收电人中，已经出现“林彪、萧克”。一个月前，萧克还在华北军区，此时已经进入四野最高军事指挥链。

他的到来赶在四野司令部连续换岗的时候。
平津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作战方向转向中南。4月11日起，四野主力陆续离开平津地区南下。原参谋长刘亚楼也在这一阶段离开总部，转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几十万部队正在移动，参谋长的位置随即要有人接手。

罗荣桓又因身体原因不能跟着大军一路向南。
4月11日四野出发时，他因病留在天津治疗，随后回到北平。当时他的职务仍是四野政治委员。直到1950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才出任主任。

1949年春北京饭店那次见面发生时，这项任命还要再等一年。

军委就在这个时候把萧克从华北调了过来。
萧克的资历并不浅。红军时期，他做过红六军团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1948年又出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可他此前没有在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工作。
四野已经从东北一路打到平津，参谋机关的人员关系、工作程序和指挥联系，都是多年连续作战留下来的。

陈光和聂鹤亭正在这套机关里担任副参谋长。
萧克后来回忆，1949年4月接到调令后，他从石家庄来到北平，四野司令部一度设在北京饭店。他在那里见到了罗荣桓。罗荣桓特意提起陈光和聂鹤亭，说两人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希望萧克到四野后同他们一道工作。

随后发生的人事变化很具体。
萧克接任参谋工作以后，陈光没有被调走，聂鹤亭也继续留任。此后赵尔陆又从华北系统调入。到新的华中军区成立时，参谋领导序列已经排定：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仍任副参谋长。

这时四野面对的已经不只是野战军内部换一名参谋长。
部队越过长江向中南推进，原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机构也在调整。

1949年6月，华中局、华中军区成立，原中原局、中原军区撤销。
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二书记兼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兼第二政治委员。原四野、华北以及中原方面的干部开始进入同一套领导机关。

成立大会上，干部之间怎样共事被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林彪讲话时把团结列为完成新任务的重要条件。邓子恢讲得更细，不同部分的干部经历不同，工作作风和办法也不同，如果各自只熟悉自己过去的一套，就很容易发生隔膜。

他要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工作系统的干部互相学习、共同工作。

4月北京饭店里的那次叮嘱，正落在这场人员重组之前。
刘亚楼已经去第十四兵团带兵，罗荣桓因病暂时不能随军连续行动；萧克从华北进入四野，赵尔陆随后也从华北系统进入参谋机关；陈光、聂鹤亭则留在原来的副参谋长岗位。

四野没有因为参谋长更换，把已经运行多年的参谋系统全部拆开。

5月以后，萧克开始以参谋长身份参加四野作战指挥。军委直接把作战部署发给林彪、萧克。此后四野一路进入华中、华南，萧克参与了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的指挥工作。1950年春，他才离开四野系统，调任军委军训部部长。

多年以后，有人问萧克，当年是不是林彪点名把他调到四野。
萧克没有认下这种说法。他说自己并不清楚，只知道是军委的命令。他也没有把1949年的调任写成自己同陈光、聂鹤亭之间的一次职位竞争。

陈光后来同林彪发生矛盾，是此后的变化。
1949年6月公开的华中军区名单上，他仍是副参谋长；聂鹤亭同样留任。没有公开的任命文件把两人列入一场所谓“参谋长竞争”，再宣布其中谁因某项问题落选。

6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新华社消息把人事安排印得清清楚楚：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副参谋长聂鹤亭、陈光。

几个人来自不同的工作系统，却被留在同一张指挥桌旁。

刘亚楼已经去了兵团，四野也离开熟悉的东北和平津，继续向南。
北京饭店里罗荣桓交代萧克要同两位老副参谋长一道工作，几个月后落成的，正是这样一套没有因换岗和转场而中断的参谋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