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声音很轻，像让谁顺手带个东西一样。

八分钟后，枪响了，子弹穿过头颅，西装上瞬间洇开一片红，人直挺挺倒下，没喊一声，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刑场边上安安静静，谁都没出声。

曾经身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浙江省主席的他，就这么走了。

往前倒一年半，1949年初，江南已经绷不住了，解放军渡江在即，浙江作为经济重地，真要打起来，城池破碎、百姓遭殃。

陈仪手里能打的兵没几个，就十个保安旅，硬扛根本扛不住。

他心里想得很清楚：让浙江和平解放，别搞出乱子，别让这片地方流血。

这事光靠他自己不够，得有人配合，他想到了汤恩伯。

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位高权重，更重要的是，这人是陈仪一手拉扯起来的。

1921年，汤恩伯穷得连去日本士官学校的路费都凑不齐，陈仪慷慨解囊，不仅解决了盘缠，还承诺每年资助50块大洋。

汤恩伯当场跪下，拜陈仪为师，口口声声"事之如父"。

学成归来后，又是陈仪推荐他到南京总司令部当中校参谋，后来又向何应钦举荐他当师长，可以说，没有陈仪，就没有后来的汤恩伯。

1949年，陈仪派亲外甥丁名楠带亲笔信去上海见汤恩伯。

信里话说得很明白：别再修工事打内战了，把政治犯放了，公家财产保住，解放军过来就配合，渡口让开。

汤恩伯看完信，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说一定配合，还约了去杭州详谈，陈仪真信了，等着见面。

没曾想汤恩伯压根没去，用的是缓兵之计。

陈仪后来又亲自打电话，说自己一把年纪了，这么安排根本不是为自己，是最后拉学生一把，希望他把握住机会。

汤恩伯还是那套说辞：慎重考虑，挂了电话，他转头就把信的内容一五一十写给了退居奉化的蒋介石。

蒋介石那边火一下就上来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很快接到指令，对陈仪的一举一动严密监视，没几天，陈仪被免职、软禁，随后押送台湾。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在告密之后，还专门去找毛人凤，求他留陈仪一条命。

毛人凤满口答应，但蒋介石的决心已定。

1950年6月初，蒋介石突然下令公开处决陈仪，点名让蒋鼎文当执行官。

汤恩伯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去台北求见蒋介石，结果被告知蒋去了台中，等行刑完毕再回来。

这避而不见的安排，说明蒋介石早就料到他会来，也根本不想给他这个面子。

陈仪从被软禁到走上刑场，始终没上诉，没求饶。

行刑那天，他自己把西装熨平，鞋子擦了一遍又一遍，断头饭也没吃。

有士兵劝他跪下，他身板挺得笔直，子弹上膛了，还是没戴遮眼布，就跟当年在浙江当官时一样，站得整整齐齐。

汤恩伯后来在自己家里设了灵堂，牌位摆上，哭得跟真的一样。

陈诚冷冷来了一句："告状的是你，现在哭有什么用。"蒋介石也写信斥责他。

从那以后，汤恩伯再没实权，1954年去日本治胃病，死在东京，据说临死前嘴里还念叨着对不起陈老师，可最后没人给他收尸，抗战时的功劳也没人再提了。

这事放到今天看，很多人只骂汤恩伯忘恩负义，但把整个链条掰开，问题远不止"恩将仇报"四个字。

陈仪这个人，在民国官场里算得上"不合时宜"，他信一句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这话不是喊口号，是他真觉得政权得失说到底，不能拿老百姓当筹码。

1949年，他要是有心保自己，完全可以继续做省主席，等局势明朗再站队。

他偏选了最难的一条路，把浙江交出去，少流点血。

汤恩伯呢，卡在"恩"和"忠"中间，最后选了蒋介石的"忠"。

可他告密之后又求情，求情之后又设灵堂，每一步都透着拧巴。

他以为自己能两头兼顾，结果两头都没落好。

蒋介石用完了他这把"脏刀"，转头就弃了。

一个连恩师都能卖的人，在蒋家眼里还有什么信用可言？

陈仪倒下时西装染红了一大片。

他轻飘飘说出的那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当时没人敢接话，后来时间给出了答案。

一枪打在陈仪头上，疼的是他自己，一枪打在汤恩伯的名声上，烂的是往后余生。

信息来源：（陈仪．浙江档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