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一场演讲——公元前431年冬天,雅典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伯利克里站上了高台。
按照雅典的传统,葬礼演说有一套固定的套路:夸祖先、夸战绩、夸勇敢。可伯利克里一开口,就把这套模板掀了。他说,他不赞成在葬礼上搞演讲,因为活着的人容易嫉妒,夸死者夸得太狠,反而让人不信。然后他话锋一转:“我要说的,首先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让我们变得伟大。”
他谈的不是死人,是活人为什么值得活。
那篇演讲说了什么
伯利克里讲了三件事。
第一,雅典的民主是“别人的模范”。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属于哪个阶级,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才能。”穷人不会因为穷,就在政治上一文不名。
第二,雅典人是自由的,但自由不等于放纵。他承认,雅典人不像斯巴达人那样从小搞严酷训练,雅典人享受赛会、祭祀、节庆,“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可一到战场上,雅典人“自愿地以轻松的情绪来应付危险”,和那些被法律逼着勇敢的人一样能打。
第三,他给阵亡者找了一个理由。他说,这些人之所以愿意死,是因为他们爱的是这个雅典——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属于所有人的城邦。他最后对遗属说了一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你们要安慰自己,不要悲伤。” 可紧接着他又说,那些还没出生的人,也要想想自己配不配得上这个城邦。
伯利克里
一场演讲,两种解读
伯利克里讲完,雅典人鼓掌。可后人对这篇演讲的解读,分成了两路。
一路说,这是民主政治最伟大的宣言。它第一次用清晰的语言告诉世界:一个国家的强大,不靠城墙,不靠军队,靠的是公民的参与和自由。后来的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罗斯福在二战时的炉边谈话,都能看到伯利克里的影子。
另一路说,这篇演讲藏着雅典的病灶。有学者指出,伯利克里在赞美雅典“独一无二”的同时,也在把雅典从整个希腊世界里切割出来。他告诉雅典人:我们跟斯巴达不一样,我们比他们好。这种“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在短期内鼓舞了士气,长期却让雅典在希腊世界中越来越孤立。雅典战败,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孤立感的代价。
演讲之后
演讲发表后不久,瘟疫来了。
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大瘟疫,四分之一的人口死去。伯利克里本人也染病身亡,时年约六十五岁。他死的时候,雅典人正在骂他——骂他为什么要把他们关在城墙里,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斯巴达人烧掉他们的农田。
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下了这篇演讲。他大概知道,伯利克里说的那些话,比瘟疫和战争活得更久。雅典会输,民主会被人嘲笑,可那篇演讲里关于“人应该怎么活”的答案,不会被烧掉。
修昔底德
结语
伯利克里站在高台上时,雅典正站在悬崖边上。他知道战争会死人,可他还是说了那句话:“你们要爱这个城邦。” 不是爱它的城墙,不是爱它的舰队,是爱它给每个人的那种活法。
两千四百年后,那句话还在被人念。雅典的城墙塌了,斯巴达的军营没了,可伯利克里说的“政权在全体公民手中”,还在被无数人当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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