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存在了三百多年,段氏王族世代执政,佛教深入宫廷,行政体系相当完备。但翻遍留存下来的文字记录,数量之稀薄,和这个政权的体量完全对不上。
一个立国三百年的政权,为什么在文字这件事上留下的脚印这么浅?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大理国文字使用的实际状态里,而不是表面上的官方名号。
大理国的行政文书用的是汉字,这一点和此前的南诏国一脉相承。段氏王族接受汉文化熏陶,精通汉文的官员参与政务,对外往来的文书也以汉字写就。
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的覆盖面相当有限。能读写汉字的人,集中在极少数的贵族官员和寺院僧侣之中,对于大多数白族和其他族群的普通民众来说,汉字是一套完全陌生的符号系统。
白族人有自己的口语,称白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为了用文字表达白语,有识之士想出了一套变通办法,借用汉字的字形,有时取其意,有时取其音,把汉字改造成书写白语的工具。
后人把这种文字叫方块白文,现存的一些白族文献就是用这套系统写成的,包括一首记录苍山洱海风物的长诗《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用方块白文写就,是目前所知较早的白文文学作品之一。
问题在于,这套系统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同一个白语词,不同的人选用不同的汉字来对应,各家各法,互不统一。写字的人自己能看懂,换一个人来读,未必能还原原意。
没有官方机构来规范用字,没有统一的字表,也没有正式的教学体系来推广,方块白文就停留在少数有学问的人手里流转,走不出那个圈子。
这和西夏文的情况完全不同,西夏有朝廷主导的文字创制和推广,有专门的翻译局,有系统性的文字教育,方块白文没有任何这些配套。
寺院是大理国文字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也因此成了文字传承最依赖的场所。
大理国笃信佛教,国中大寺林立,寺院掌握着大量经卷、写本和碑刻。僧侣是当时受过文字训练的主要群体之一,抄写佛经、记录宗教仪式,是文字实际发挥作用的主要场合。
但寺院的文字活动服务于宗教目的,不承担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字普及职能。普通百姓进寺烧香礼佛,和文字的接触基本止步于此,与其说他们在一个有文字的环境里生活,不如说他们活在文字的外围。
大理国也没有建立起足以推动识字率提升的学校体系。
科举制度在大理并不像宋朝那样运行,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通道相当有限,学习文字对普通家庭的现实驱动力并不强。
在一个农耕和贸易为主的社会里,会不会写字,对大多数人的日常生计几乎没有直接影响。识字的动力不足,文字自然只能在上层圈子里打转。
1253年,蒙古军队攻入大理,段氏政权覆灭,大理国就此终结。随后云南纳入元朝版图,行政语言和制度随之更换,原有的文字传统失去了依托。
寺院虽然保住了一批文献,但传承的脉络已经断裂,方块白文的使用此后更加分散,退入民间宗教仪式的角落,进一步远离了公共文字生活。
今天,研究者在云南各地的寺庙和私人家传文书里仍能找到零散的方块白文材料,抄本、碑刻、宗教仪式用文书,东一片西一片,没有一套完整的脉络可以顺着捋下来。
最熟悉这批材料的人,往往是白族地区从事民间宗教活动的本主文化传人,不在书斋里,在村子里。
那首《词记山花》至今读起来还能辨认出苍山洱海的轮廓,只是能顺畅读完的人,越来越少了。
参考资料: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大理国历史文献及白族文字资料的重要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