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乾隆病重弥留之际，曾数次隐晦示意嘉庆，假意谦逊道：“朕一生功业平平，不必尊朕为‘祖’，只以‘宗’为庙号便足矣。” 可他心里实则盼着能称祖，毕竟康熙为圣祖，他自视功业不输前人。嘉庆心领神会，并未听从这番假意推辞，最终议定庙号为清高宗，既合礼制，也顺了乾隆一生自负的心意。
嘉庆跪在榻前，听见“称宗便足矣”时，手里正托着药碗。碗沿烫手，他没松，只低声应了一句“儿臣记下了”。退出寝殿后，他没回自己的书房，先吩咐太监把《谥法》和列朝庙号册取来。
册子摊在案上，嘉庆先看“祖”字，又翻到“宗”字。康熙是圣祖，雍正为世宗。父亲若也称祖，朝中必有人拿旧例来争；若只称宗，父亲那几句假意推辞，又分明是试探。他合上册子，叫来礼部堂官，只说：“太上皇身后典仪，先按宗字拟。”
礼部堂官迟疑，说太上皇十全武功，若不用祖字，怕天下不服。嘉庆没接这个话，只让他照办。堂官退出去时，脚步比进来时慢了许多。
消息传到廷议，果然起了争执。几位老臣说康熙爷以圣祖庙号，太上皇平定准部、回部，收金川，功业不逊，宜破例称祖。礼部的人搬出会典，说祖有功宗有德，本朝已有圣祖，若再称祖，后世难以为例。两边在礼部大堂争了半日，奏折递上来，一个“祖”字写得很大，旁边圈了又圈。
嘉庆把奏折压了两天，不批。
拖到第三日，有御史递折，说太上皇功高，若屈居宗字，恐伤先帝在天之灵。嘉庆把折子留中。他知道再拖下去，朝臣就会猜是新君有意压低先帝，或借礼法立威。哪一种传出去，都比庙号本身更难收拾。他给礼部定了三日限。
他不能先开口。新君若说父亲该称宗，像在压父亲的功业；若说该称祖，又坏了礼制，还把康熙摆在哪里。第三日，他召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养心殿，问：“历朝庙号里，称宗而功业最显的，是哪一个？”
掌院答：“商高宗武丁，中兴商室。宗字之中，以高为最。”
嘉庆听完，没再问。当天夜里，他翻《谥法》。“德覆万物曰高，功德盛大曰高。”这两句他看了几遍。父亲嘴上要宗，心里要压过前人；高宗是宗，不破康熙圣祖的例，高字又足够重。
第二天一早，他提笔在礼部奏折上圈去“祖”字，在旁添了“高宗”二字，盖上御玺，交内阁存档。
礼部再议时，没人再争。因为“高宗”既是宗，又挑不出轻慢。有老臣还想说话，看见御玺已经落下，便把话咽了回去。
乾隆驾崩后，丧仪按部就班。神主牌进太庙那天，赞礼官高声念出“清高宗”。嘉庆站在丹墀下，听见这三个字在殿宇间回响。他想起父亲弥留时那句“只以宗为庙号便足矣”，也想起父亲说这话时盯着他的眼神。
礼成后，礼部官员请他定后世称法。嘉庆只说：“称高宗皇帝。”
没有再添一句解释。
他转身往外走，檐下风大，朝服下摆被掀起。一个翰林跟在后面，小声说：“太上皇若泉下有知，当无遗憾。”
嘉庆脚步没停，只淡淡回了一句：“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不够。”
说完便进了殿，身后太庙钟声正好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