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肚大肥圆，爱吃辣椒，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主要信源：（新民晚报——为一个人 逛一座城 | 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曾住在愚园路）

那年冬天，董竹君把锦江饭店的账本合上，心里已经做了决定。

15万美金的家当，说捐就捐了，有人问她图啥，她没多说。

这个从13岁就被推进火坑的女人，早就学会不跟人解释自己的选择。

往前数20年，她还跪在四川老宅的地上捡碎碗片。

头发被扯下来一缕，额头撞在桌角上，血珠子渗出来。

她没哭，也没求饶，指甲掐进掌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日子到头。

其实从一开始，这条路就不该走成这样。

她14岁在堂子里遇见夏之时，那人穿着长衫，说话和气，说要赎她出去。

董竹君没急着答应，盯着他说三件事，不做小老婆，要去日本念书，往后得平起平坐。

夏之时笑了，说行。

她当真自己逃出来，没花他一分钱。

两人在上海结婚，转头去日本。

在日本那几年，她白天上课，晚上奶孩子。

书本摞在枕头边，奶瓶搁在书桌上。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好。

可夏之时父亲一死，全家搬回四川合江，一切都变样。

婆婆让她立规矩，妯娌挤兑她是堂子里出来的。

夏之时丢了官，窝在屋里抽大烟，脾气越来越臭。

她连着生了四个女儿，他出门抬不起头，回家就拿她撒气。

1926年儿子落地，夏之时高兴了三天，第四天又恢复了老样子。

董竹君彻底看透了。

1929年春天，她揣着典当首饰换来的几百块钱，牵着四个女儿上了去上海的船。

儿子太小，夏家不放，她只能先留下。

上海的日子比想象中苦得多。

她办过一个纱厂，日本人打过来就没了。

摆地摊一天挣不了几毛钱，最难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银元。

四个女儿饿得哭，她咬咬牙没跟任何人低头。

1934年离了婚，夏之时放出狠话，说她撑不过五年就得跳黄浦江。

这话说得太早。

1935年，她在法租界开了锦江小餐，把四川菜改得清淡些，更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店面不大，她亲自站在门口迎客，账目记得清清楚楚。

杜月笙来吃过一回，觉得味道好，帮着张罗扩大店面。

有了钱，她把四个女儿一个个送进学校。

大女儿后来成了音乐家，二女儿当了记者，剩下的也都读大学。

她自己呢，一边开店，一边偷偷帮进步人士。

郭沫若躲在上海那会儿，她天天让人送饭。

锦江茶室的包间里，常有地下党接头。

说起来，董竹君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靠的不光是菜做得好。

她这个人，天生就会看人眼色，也懂得怎么跟各路人打交道。

青楼那两年教会她一件事，人心隔肚皮，嘴上说得好听的人，心里指不定打的什么算盘。

所以她开店以后，对谁都笑脸相迎，可账本上的数字从来不马虎。

厨房里的师傅偷懒，她能一眼看出来，跑堂的伙计私吞小费，她第二天就让那人卷铺盖走人。

杜月笙第一次来吃饭，她没巴结，也没躲着，该怎么招呼怎么招呼。

杜月笙反倒觉得这女人不一般，后来帮她摆平不少麻烦。

还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

锦江茶室开业那年，董竹君特意招了一批女服务员。

那时候上海滩的茶馆饭店，跑堂的都是男人，女人抛头露面端茶倒水，是要被人说闲话的。

可董竹君不管这些，她觉得女人就该有个正经工作，不能一辈子靠男人养活。

那些女服务员里头，有不少是从乡下逃荒来的，有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有的被丈夫打了跑出来的。

董竹君给她们发工钱，管吃管住，还教她们认字算账。

后来有人问她为啥这么做，她说，我自己就是从泥坑里爬出来的，知道女人没本事有多难。

1951年捐掉锦江饭店之后，董竹君没闲着。

她当了政协委员，每个月领两百多块钱工资。

钱不多，但她够花。

四个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各自有出息，不用她再操心。

那本《我的一个世纪》，她写了整整10年。

有人劝她，有些事过去了就别提了，何必把当年的伤疤再揭开。

她说，我不写，后人就不知道从前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1997年冬天，董竹君在北京走了，活97岁。

身边放着那本自己写的书。

夏之时当年那句话，终究是错了。

她不但没跳黄浦江，还活得比谁都硬气。

一个女人的出路，从来不在男人的嘴里，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