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6岁李敖穷困潦倒，面临吃不起饭的风险时，给胡适写信道：“胡先生，我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两条裤子都进了当铺。”
信寄出去以后，李敖蹲在台北厦门街的租屋里等回音。那屋子小得转个身都能撞到墙，床板硬得像石板，桌上堆满旧书和稿纸，稿纸边上搁着半包新乐园香烟，那是他最后的财产之一。他把烟抽得很省，一根分两次抽，抽到烧手指才舍得丢。肚子饿得咕噜响，他就喝水，水喝多了就上厕所，上完厕所回来接着躺。躺也躺不安稳，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封信。他不知道胡适会不会理他，一个穷学生写给大学者的信，多半石沉大海。可他还是等了三天，三天里只吃了一个馒头，馒头是隔壁卖豆浆的老王看他可怜塞给他的。
第四天下午，邮差在楼下喊他名字。李敖几乎是滚下楼梯的，接过信封一看，上面印着“中央研究院”几个字。他手抖着拆开，里面掉出一张支票，还有一封短信。胡适的字清瘦干净，写的是：“李敖先生，来信收到。裤子赎回来要紧，学问慢慢做。附上五百元，不算借，也不算送，就算一个老读书人给一个小读书人添点灯火钱。”李敖把信读了三遍，然后蹲在楼梯口笑了出来，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五百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够他吃三个月饱饭，还能把两条裤子从当铺里捞出来。
他当天就去赎裤子。当铺老板把裤子递给他时，还多看了他两眼，大概觉得这穷小子怎么突然有钱了。李敖没解释，拎着裤子跑回家，路上买了两碗牛肉面，一碗当场吃掉，一碗带回去留着晚上吃。他吃面的时候想，胡适这人真够意思，素不相识，一出手就是五百块，连个借条都不要。李敖心里暗暗发誓，将来要是混出头，一定得把这份人情还上。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半个月后，李敖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胡適”，内容是在批评台湾当局的某些政策。李敖读完觉得不对劲，那文章的文风不像胡适，用词太尖锐，逻辑也有漏洞。他翻出胡适以前写给他的信对比，越看越怀疑。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胡适，问那篇文章是不是他写的。胡适回信说不是，有人冒他的名。李敖年轻气盛，直接写了一篇短文投给杂志，指出那篇文章是伪作，还列了几条证据。文章登出来以后，引起不小的风波。有人骂李敖多管闲事，也有人夸他有胆量。胡适知道后，专门写信给李敖说：“你做得对，读书人就得较真。”
这件事让李敖在文坛上露了头。可露头归露头，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他把胡适给的五百元花完后，又开始典当东西。这回他学乖了，没再写信求人，而是拼命写稿。他写评论、写杂文、写翻译，什么来钱写什么。有时候一篇稿子被退回来，他就改一改再投别家。最惨的时候，他连稿纸都买不起，就在日历背面写。就这样熬了半年，他终于拿到一笔像样的稿费，不仅赎回了最后一件当出去的外套，还租了一间稍微大点的屋子。
搬进新屋那天，李敖把胡适写给他的两封信裱起来挂在墙上。他对自己说，这辈子可以穷，但不能没骨气。后来他成了名，钱不再是问题，可他始终记得1961年那五百元。有一次他在演讲里提到这件事，说胡适给他的是两条裤子，但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条路。那条路不好走，可走通了。
再后来，胡适去世，李敖去吊唁，在灵堂里站了很久。他没哭，只是对着遗像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身走了。走出门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当年那封短信的复印件。他本来想说点什么，可想了想，什么也没说。有些事，记在心里比说出来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