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并不是亡国妖后？真正把大清推入深渊的，是那个表面忠厚老实、实则卖国求荣的满清亲王。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位“铁帽子王”早已安排好后路，将毕生搜刮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自己躲进天津租界，做起了富家翁。
1908年冬，庆亲王奕劻站在汇丰银行的柜台前，亲手将最后一只锦盒递了进去。柜员清点后锁入保险柜，递回一张凭据。奕劻仔细折好，放进贴身的暗袋。走出银行时，天津租界的风带着海水的咸味，他觉得比京城干燥的风舒服多了。
没过几日，紫禁城传出消息：光绪帝驾崩，溥仪即位，载沣成了摄政王。几位满蒙亲贵连夜来找奕劻，要他出面主持大局，遏制北洋势力的膨胀。奕劻只是听着，等他们说完了，才慢悠悠开口：“遏制？拿什么遏制？是拿三个月没发的旗饷，还是拿各省那些只听‘宫保’不听朝廷的新军？”
众人哑口无言。奕劻接着说：“如今这局，好比一盘死棋。硬要下，只能输得更难看。”
其中一位老亲王气得哆嗦，指着他骂：“你这是卖祖宗基业！”
奕劻没生气，反而笑了笑：“基业？基业在哪儿呢？在空空如也的藩库，还是在那些通电独立的省份？”他站起身，掸了掸袖子上并不存在的灰，“诸位请回吧。我累了。”
他确实开始“累”了。次日便称病不朝，并悄悄将家眷分批送往天津。载沣几次派人来请，他都以卧床不起为由推脱。私下里，他却通过管家，与袁世凯的代表保持着书信往来。
宣统三年秋，武昌枪响。消息传到奕劻的天津寓所时，他正在院子里修剪一盆菊花。管家念完电报，他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只“嗯”了一声，继续修剪。仿佛那惊天动地的起义，不过是远处传来的一声不甚清晰的鞭炮。
几天后，袁世凯的代表密访。两人在书房闭门谈了一个时辰。代表走后，奕劻展开袁世凯的亲笔信，上面除了对时局的“忧虑”，末尾附了一串数字——那是外国银行的一个新账户。条件是明确的：他需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清室内部“认清现实”，接受共和。
奕劻烧掉了信。他没有立刻答应，但也没拒绝。他开始频繁“病愈上朝”，在隆裕太后和年幼的溥仪面前，他不再提“剿匪”“平乱”，反而总说起兵连祸结、生灵涂炭，说起历史上那些“顺天应人”的禅让。他的语气温和而沉重，听上去全然是为皇室安危、为天下百姓着想。
与此同时，他存放在汇丰银行的财富清单上，又添了几笔。几件从内务府“流失”的宫廷珍宝，变成了他名下的古董；几处原本属于皇庄的田产地契，悄然过户到了他儿子的名下。这一切都在租界的庇护下，进行得悄无声息。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12年初。南北议和已到关键，清帝退位成为最后一道门槛。隆裕太后哭哭啼啼，死活不肯用印。宗室亲贵中，仍有少数人叫嚷着要“背城一战”。朝会上乱作一团。
这时，一直沉默的奕劻站了出来。他没有激昂陈词，只是用一种近乎疲惫的声音说：“太后，皇上，老臣说几句实话吧。”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激愤的脸，“打？谁来打？军饷从何而来？将士可还听令？倘若战败，兵临城下，到时求一席安稳之地，恐亦不可得。如今优待条件尚在，保全宗庙，岁支用度，皇室尊严仍在。这……或许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能给子孙留下的最好结局了。”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浇灭了最后一点虚妄的火苗。因为他陈述的不是气节，是冷酷的现实：没钱、没兵、没退路。那些叫嚷的人，自己心里也清楚。
退位诏书最终颁布。奕劻没有参加最后的仪式。那天，他坐在天津寓所的二楼阳台上，远远听着隐约传来的号外声和街面上模糊的喧哗。管家送来一份电报，是袁世凯以“临时政府”名义发来的，对他“深明大义、促成共和”表示“慰劳”。
他看完，将电报凑近桌上的雪茄烟头，点燃，看着它烧成一小撮灰烬。然后，他拿起手边的一份清单，那是他的管家刚刚整理好的——在汇丰、花旗、德华几家银行的存款和保险柜物品总目。数字很庞大，足够家族几代人挥霍。
窗外，租界依旧车水马龙，仿佛另一个世界。紫禁城的钟声，他再也听不见了。他端起一杯早就凉了的茶，喝了一口，有些涩。他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初入官场时某个长辈的告诫：“这世上最靠不住的，就是一座山。”他当时不懂。现在他明白了，原来靠山山会倒，但换成真金白银存在外国银行里，那山，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