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鬼子请女医生到监狱去做手术，女医生一看囚犯，竟是自己的丈夫！丈夫身中六颗子弹，

她手里的器械盘差点没端住。咣当一声，镊子掉在水泥地上，弹了两下，滚到墙根。旁边的翻译官斜她一眼：“咋了？”她弯腰去捡，后槽牙咬得腮帮子发硬，说：“手滑。”

那会儿她不敢多看。丈夫趴在草垫子上，后背六个窟窿，血把灰布衫子洇透了，凝成黑紫色。有个鬼子兵拿枪托杵她后腰，催她快动手。她蹲下去，指甲掐进掌心，逼着自己把呼吸放平。伤口得先清创，没有麻药，她拿盐水棉球擦第一下的时候，丈夫整个背绷紧了，肩胛骨像两块石头。他没叫。一声都没出。

她认出他，是看见他左耳后那颗痣。还有他疼到极处时攥草垫子的手势，大拇指扣着食指关节，别人不这样。她当时没多想，后来老想起那一幕，心里跟刀绞似的。

手术做了快两个钟头。取子弹的时候她尽量快，手稳得连自己都意外。有一回丈夫疼得偏过头，眼睛半睁着，跟她对上了。就那么一瞬。他眼里没惊讶，反倒像松了口气。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她读出来了，他说的是“别管我”。

她低下头继续掏子弹，血糊了一手，滑得夹不住。旁边鬼子军官叽里咕噜说了句什么，翻译官说：“太君问，这人还能活不？”她没抬头，说：“看造化。”其实她心里清楚，有一颗子弹打在腰上，再偏一寸人就没了。

弄完最后一颗，她剪断线头，手背蹭了下额头的汗。丈夫已经昏过去了，呼吸浅得几乎摸不着。鬼子把她往外推，她走到门口，听见后面有人用日语喊了句什么，接着是皮靴踩地的声音。她没回头。后来有人想起来，说那天她走出监狱大门，在台阶上站了好一会儿，手一直在抖，装器械的布包带子缠在指头上，勒出两道红印。

过了大概十来天，她托人打听。牢里传话出来，说那个中六枪的犯人没死，被转到别处去了。她没再问。直到那年冬天，有人往她诊室门缝里塞了张纸条，上头就四个字：“我还活着。”没署名。

她攥着那纸条，想起手术那天他嘴唇动的那一下。当时她以为是“别管我”。现在她有点拿不准了。

换作是你，那会儿在监狱里，你敢认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