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阳妇女黄淑珍带着3斤黄金来银行兑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来她拿来的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就引起了警惕。

民间旧首饰含金量杂，色泽发暗。柜台上这块金子却通体鲜亮，纯度高到民间根本没法炼。要提纯到这个程度，得上造币厂设备，还得有银行人员现场监督。一个穿着朴素的家庭妇女，揣着这么一块金块，怎么看都不寻常。

柜员不动声色，请她到休息室等手续，电话直接挂到沈阳市公安局。

公安一到，黄淑珍很快开了口。她说这金子不是祖传的，是丈夫关庆昌十九年前从厂里偷出来的。当晚两卡车警力赶到关家，从院里地下挖出剩余黄金，对上编号，正是一九六一年六一五厂失窃的那批。

六一五厂就是沈阳造币厂。那几年正值困难时期，厂里接了国家保密任务，把民间回收的散金散银重新冶炼，黄金代号"100号"。成堆金条就堆在车间用包装箱板临时搭的仓库里。

一九六一年三月的一个周六，天下小雨。下班后关庆昌先去浴室跟所有人打了一圈招呼，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揣上羊角锤，撬开仓库板墙和木箱，拿走两块黄金，重八百零七两七钱六分。金子挂在胸前用衣服遮住，走路用手托着，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放下金子他换了衣服，几分钟后就出现在厂俱乐部舞会上，逢人就打招呼。九点半散场跟着人群回家，进门就让妻子连夜把作案穿的棉鞋换了鞋底。

周一案发。公安背靠背排查，每个公安管十多个工人互相检举。全厂布鞋收上来比对，羊角锤勒令上缴。现场留了布鞋印和拧断的铁丝，可关庆昌早有防备。

八百两金子在手，他一天不敢花。先藏厨房烟道，可两家共用一个灶台，跟邻居又闹得僵。后来锯成四块垫了炕柜。他自己熔金降纯度，叮叮当当被邻居举报，结果被当成邻里纠纷搁下。

为躲邻居，他主动从暖气楼房搬去平房，对外说党员要把方便让给别人。搬过去加高院墙，院里栽树，整天大门紧闭。儿子结婚不贴喜字，说办的是革命化婚礼。

这一藏十九年。一九七九年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他觉得风声过了。一九八〇年四月，从埋了多年的金块上锯下两块，重五十八两四钱三分，让黄淑珍拿去银行试探。他自己坐在营业部角落盯着，没成想柜员比他眼毒。

沈阳中院一开始按贪污罪判。最高法复核经审委会讨论，认为关庆昌作案时未利用职务便利，黄淑珍也非国家工作人员，定不上贪污罪，发回重审。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一号，辽宁高院改判盗窃罪，关庆昌无期，黄淑珍十年。

这案子卡在一个特殊节点。一九七九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刚颁布，盗窃罪不再适用死刑，最高法通过复核纠正罪名定性，成了新刑法实施初期罪刑法定的一个样本。拖了十九年的悬案不靠技术手段，一个柜员的眼力，加一次金价上调的政策窗口，才把它翻了出来。

【史料参考】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例《关庆昌、黄素珍盗窃案》（载正式刑法案例教材，载明一审定罪、最高法复核发回、辽宁高院1980年11月11日改判全过程）
2. 新华网2010年6月3日纪实报道《惊动周恩来的黄金盗窃案》（作者马铁）
3. 李宏林《黄金大盗》，宝文堂书店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