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儿叶葳葳从北大毕业了，一纸调令将她分配到青海省德令哈市，她不知道这个德令哈市在什么地方？面对这样的分配，她惊慌失措。

她翻出父亲给她寄来的那本书，是《青海地理概略》。书页已经有些发黄，里面用红笔勾出几行字：“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海拔近三千米。”她盯着“海拔近三千米”这几个字，心里沉了一下。她又去图书馆查了地图，那个地方被一圈代表山脉的褐色曲线紧紧包裹着，看起来遥远又荒凉。
出发前，母亲悄悄塞给她一小盒雪花膏和几块手帕，眼睛红红的，却没多说什么。兄弟姐妹们各有各的去处，这个家一下子空荡起来。火车是绿皮的，开得很慢。同行的有七八个年轻人，都是分配到青海各地的。最初几天，大家还会聊聊天，说说各自的学校和专业，随着窗外景色越来越荒芜，话也渐渐少了。
第四天下午，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站牌上写着“德令哈”。站台很小，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天是那种极高极远的蓝，蓝得让人心慌。来接站的是个穿着旧军装的中年男人，脸膛黑红，说一口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他把他们领上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厢里还散发着牛羊粪的味道。
卡车在颠簸的土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停在一个围墙大院前。几排平房，屋顶上压着石头，院子里立着光秃秃的木杆，上面挂着喇叭。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单位。叶葳葳被分到一间朝北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个铁皮炉子。墙壁是用泥巴抹的，摸上去沙沙地掉土。当晚，她在炉子上煮了一碗从北京带来的挂面，怎么也点不着火，浓烟呛得她直流泪，最后还是隔壁一个姓郭的本地大姐过来帮她生好了炉子。
工作比她想象的还要琐碎。她被安排在后勤科，每天的工作是清点库存的劳保用品：手套、棉鞋、肥皂。表格要一遍一遍地核对，不能出错。科长是个严肃的转业军人，话很少，要求却极严。办公室里生着炉子，但还是冷，墨水瓶都冻住了，要放在炉边烤一烤才能用。她的手很快就生了冻疮，肿得像萝卜。
第一个星期天，她试着走出大院。街道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风卷着沙土和枯草打旋。供销社里货物很少，柜台上积着薄薄的灰。她买了一块肥皂和一本信纸，走出来时，看见远处灰黄色的山峦沉默地压在天边。那一刻，孤独感像冰冷的水，从头到脚淹没了她。她想起父亲信上的话，“既然当地人可以生活，女儿也一样。”她咬了咬开裂的嘴唇，把那阵酸涩硬生生咽了回去。
变化是慢慢发生的。郭大姐常叫她一起去食堂打饭，教她怎么用牛粪砖烧炕更暖和。科室里一位姓杨的老会计，悄悄在她桌上放了一小罐用凡士林和蜂蜜自制的防裂膏。她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子，用头巾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清点物资的时候，她不再只是机械地记数字，会试着问问这些棉衣棉鞋会发给哪些工人，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工作。科长偶尔也会对她点点头，说一句“仔细点，不错”。
第一次领到工资，她给自己买了一个厚实的搪瓷缸子。晚上，她围着炉子，给父亲写信。她写德令哈冬天刮的白毛风，写食堂里硬得像石头的青稞馍，写一起劳动的同事手上皴裂的口子，也写晴朗夜晚清澈得惊人的星空。她没有写太多辛苦，只是平静地陈述。回信依然简短，这次写的是：“脚下站稳，眼往远看。”
春天来得晚，直到五月，墙角才挣扎出一点绿意。单位组织去郊外植树，大家扛着铁锹，步行很远。挖坑的时候，她的手磨出了水泡，但看着一排排新栽下的小树苗在风里微微摇晃，心里忽然有了一点坚实的东西。休息时，她坐在土坡上，摘下头巾，让还有些寒意的风吹在脸上。远处的雪山映着阳光，闪烁着淡淡的金色。她第一次觉得，父亲说的“金色的世界”，或许并不是指土地的颜色。
那天回去，她又翻开那本《青海地理概略》，在描述德令哈的那一页空白处，她想了想，用笔轻轻地添上一行小字：“这里的天，很高，很蓝。人，像地上的草，一点点扎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