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道：“孩子，给我弄300发子弹。”侄子一瞪眼：“你要子弹干啥？”“给八路军。”侄子啪的一拍桌子，噌的一下，站起来：“你不想活了？”
1940年底，山东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2万余人，根据地人口约1200万，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力量摆在华北敌后，日本侵略军当然不会坐视不管。进入1941年后，军事进攻和封锁明显加强。对八路军来说，问题也随之改变：队伍发展起来了，怎样让这么多人有饭吃、有药用、有弹药打，开始成为决定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大事。
尤其到了1941年至1942年，山东的压力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仅万人以上规模的日军“扫荡”就有9次，千人以上的达到70多次。抗日根据地被切割，交通越来越困难。部队今天还能活动的地方，明天可能就出现日伪据点。于是，真正能够穿过敌人封锁线的，往往不是成建制的武装，而是那些在敌占区照常生活的普通百姓。
马宗英就是这样进入历史的。她没有军装，也不靠公开身份行动。恰恰是普通人的外表，让她能够在敌占环境中承担秘密工作。敌人当然知道八路军需要情报和物资，却不可能把每个赶路、做买卖、串亲戚的中国人都看住。这是侵略军占领体系的天然软肋：它能够控制道路，却无法彻底切断社会内部原有的亲缘、乡情和人际联系。
王云蓬的存在，使这种复杂性更加明显。此人已经进入伪军系统，却又与马宗英存在亲属关系。站在敌后工作角度看，这种关系极其危险，同时也可能成为获取敌方资源的一道口子。马宗英要的不是几斤粮食，而是受到军事管制的弹药。公开流传的事迹中，王云蓬以及魏洪展都卷入了这次获取300发子弹的过程。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饭桌上究竟讲过哪句话。几十年后形成的故事文本，常常会把历史人物的对话写得非常完整，这一点必须与能够确认的史实分开。能够把握的是：在山东敌后最困难的阶段，一个普通妇女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把敌伪系统中的弹药转向抗日力量。光这一点，已经比后来添加多少传奇对白都更有分量。
就在这一年冬天，更大的危险压到了山东抗日军民头上。1941年11月3日至12月2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调动直属部队、第一军、第十二军以及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对沂蒙山区实施大规模“扫荡”。目标很明确，就是寻找山东抗日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没有按照日军期待的方式硬拼，而是在反合围、转移和反击之间不断寻找机会。两个多月里，山东抗日军民与敌作战150多次。这个数字背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每打一场仗，都意味着粮食、药品和弹药的消耗。前方部队能够不断转移作战，后面必须存在一套能够跟得上的群众支援体系。
因此再回头看那300发子弹，意义就变了。它不是因为数量巨大才值得记住，而是因为获得方式说明了山东敌后抗战究竟怎样运转。敌人控制铁路、公路和城市，八路军就依靠村庄和群众建立另一套联系；敌人用据点分割根据地，交通员就绕开据点活动；正规渠道拿不到军需品，就设法从敌人的管理漏洞中寻找资源。
这也是日本侵略军始终解决不了的难题。占领军天然依赖据点、交通线和伪政权，它越深入中国广大农村，需要控制的人口和空间就越大，兵力也越容易被摊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采取的恰恰是另一种办法，不要求处处摆着正规军，而是把地方武装、民兵、交通员和群众组织连接起来，让抗战力量渗入乡村社会。
到了1942年，山东形势仍然严峻。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部队进一步地方化，并根据敌人分割、封锁日益严重的现实调整作战方式。其背后的思路很清楚：既然大兵团集中活动容易遭到日军围攻，那就把更多力量沉入地方，把游击战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战争由此越来越深入村镇和基层社会。
从这个角度讲，马宗英这样的交通人员绝不是正规部队旁边可有可无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承担着敌后战争的“毛细血管”功能。主力部队是拳头，基层交通网络则负责让这个拳头始终获得消息和补给。没有这些不起眼的人，部队即便躲过一次合围，也可能因为断粮、缺药、缺弹而难以继续坚持。
更重要的是，这种力量不是日军能够简单复制的。侵略军可以招募伪军，却很难得到中国社会真正广泛而自愿的支持。伪政权靠的是占领军撑腰，抗日力量依靠的却是越来越多普通群众主动提供掩护和帮助。两种力量扎根社会的深浅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日军反复“扫荡”，仍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山东敌后抗日力量。
1943年以后，山东抗战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的力量进一步整合，敌后斗争逐渐从最困难阶段走出。曾经被敌人不断压缩的根据地开始恢复和发展。战争形势改变以后，再看1941年的那些坚持，就更容易理解：后来的主动局面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靠最困难时期一寸一寸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