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刚咽气，比蒋经国只大12岁的宋美龄就想独揽大权。没想到，一向憨厚的蒋经国在葬礼上仅用了一句话，就逼得宋美龄连夜逃往美国……
葬礼结束后第三日，宋美龄在官邸召见了两位亲近的党部委员。她刚落座，侍从便进来通报，说蒋主任已将几份关键部门的任命名单直接送去了中常会，按新规，无需再经官邸核阅。那两位委员对视一眼，起身告辞。
她独自走到窗边，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榕树被风吹得枝叶乱摇。她想起葬礼上蒋经国那句话：“党政事务已有安排。”原来这“安排”，第一步就是绕开她。
隔周，她以关心党务之名，提出要列席一次高层会议。会议当天，她提早到了会场，却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安排在长桌末尾，与几位新任副秘书长的席位相邻。蒋经国坐在主位，会议开始后，他并未如从前般先请“母亲”讲话，而是直接进入议题。一个半小时里，她几次想开口，话题都已被旁人接去。
散会后，蒋经国走到她身边，低声说：“母亲累了，我让人送您回去休息。”他声音温和，手臂却虚虚一拦，示意秘书上前引路。
她回到书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名单，上面是她早年经营的人脉与可倚重的老派将领。她拨了三个电话。第一个，对方客套一番后说正在基层视察；第二个，直接由秘书接听，称长官正在开会；第三个通了，老部下寒暄几句，却在她提起“最近人事有些变动”时，忽然说信号不好，匆匆挂断。
她放下电话，坐了很久。暮色从窗外漫进来，把那份名单上的字迹染得模糊不清。
几天后，她让管家以她的名义，给几位军方遗孀送去几盒上好的血燕。次日，其中一位夫人亲自登门道谢，闲谈间似是无意提起：“昨天我家老头子回来说，上面下了新令，以后这类私人馈赠，也要报备登记，说是免得惹闲话。”宋美龄端着茶盏的手顿了顿，随即笑着把话题带开。
她开始整理纽约公寓的旧文件，让秘书联系美国的律师，询问几处早年置下的房产托管事宜。消息不知怎的传了出去，蒋经国在一个傍晚前来请安。他带了一篮新摘的莲雾，亲手洗净放在水晶盘里，聊了些家常，然后才说：“听说母亲在打点美国的旧业？若需要帮忙，我让外事部门的人去对接，也稳妥些。”
宋美龄捡起一颗莲雾，看了看：“不过是些琐事，不必劳动公务。”
“母亲的事，怎会是琐事。”蒋经国语调未变，“只是父亲新丧，内外多少眼睛看着。您若此时与外国律师往来过密，怕有人会做文章，说您……转移资产。”最后四个字他说得很轻，却字字清晰。
她放下水果，拿起绢帕擦了擦手：“那依你之见？”
“再等半年。”蒋经国迎着她的目光，“半年后，风头过了，我派人光明正大地替您办妥。您也知道，如今不同往日，事事都得讲个章程。”
那夜她没睡，独自在书房坐至天明。晨光熹微时，她拉开抽屉，取出一本褐色封皮的旧圣经，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支票复印件，是多年前一位美国友人留下的、未动用的政治捐款凭证。她盯着看了片刻，划了根火柴，看着火苗将它卷成灰烬。
此后她深居简出，每周蒋经国请安，她只问饮食起居，再不提公务。她让秘书把大部分英文藏书打包，只留下几本常读的。官邸里的工作人员渐渐少了，几个老仆被调去别处，新来的面孔恭敬而疏离。
离台前一周，蒋经国送来一个檀木匣，说是父亲遗物。她打开，里面是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和一张蒋介石早年与她的合影，照片背后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贤助。” 没有日期，没有落款。她合上匣子，没有说话。
临行那日，机场送行的只有寥寥数人。蒋经国站在舷梯不远处，微微颔首。她走到梯前，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台北的天空灰蒙蒙的，官邸的方向隐在层云之后。
她转身上机，没再回头。舱门关闭后，她从手提包里取出那把蒋经国后来补送的银行钥匙，看了片刻，拉开舷窗边的杂物袋，轻轻丢了进去。
飞机开始滑行，引擎声掩盖了钥匙落下的微响。她系好安全带，望向窗外越来越远的地面，知道这里再无她可争之物，也无她可留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