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这位越南女兵被澳大利亚军队逮捕。在接受审讯过程中。她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普通游击队员，其他什么都不知道，澳大利亚军人不肯相信，残忍地对她使用水刑逼供。
她被拖进一间铁皮棚屋时，脚踝上拖着一道泥印。审讯的军官盯着她，再次指了指那张破木桌。这一次，她没有挣扎着被按上去，而是自己走到桌边，侧身躺了上去。这个动作让军官愣了一下。
“我口渴，”她用嘶哑的声音说，“给我水，我再说。”
军官示意士兵给她半杯水。她慢慢喝完，把杯子递回去时，手没有抖。“在平泰村西边的老橡胶园，”她说，“园子尽头有三棵被白蚁蛀空的树，树干里藏着电台零件和电池。”
这是第四个假地点。平泰村的橡胶园半个月前遭过炮击，早就烧光了。
军官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挥挥手：“去查。”
一个小时后，士兵回来报告，现场只有焦土和倒掉的树干，什么也没找到。军官转身时，她正靠着墙，眼睛闭着，嘴角微微向下沉。他知道又被耍了。
但她没等到下一次水刑。傍晚时分，营地外突然响起两声爆炸，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哨兵大喊“袭击”，所有人冲向防御位置。棚屋外只剩下一个年轻的看守，紧张地端着枪对着门。
她听见了游击队的冲锋号音——那是他们约好的强攻信号，只在最后迫不得已时使用。她挪到铁皮墙边，用反绑的手摸索，在靠近地面的位置找到了一道细缝，那是前两天阿南偷偷做好的标记。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看守忍不住回头张望的瞬间，她侧身用肩膀猛撞铁皮墙。一块预割开的铁皮向内翻开，她蜷身滚了出去，落在棚屋后的杂草丛里。
不远处，阿南带着三个人正用步枪压制营地侧翼。看见她出来，阿南打手势让她往东边水沟爬。她咬紧牙，手脚并用地爬进沟里，浑浊的泥水淹到胸口。背后传来澳大利亚士兵的叫喊和脚步声，但游击队的火力把他们钉在了原地。
她在水沟里爬了二十多米，拐进一片竹林。阿南随后赶到，拽着她钻进更密的林子。直到枪声渐远，他们才在一处土坡后停下。
“能撑住吗？”阿南割断她手腕上的绳子。
她点点头，捂着肚子喘气。“孩子……”
“知道。所以才必须今晚动手。”阿南从怀里掏出半个饭团，“先垫一点。我们得在天亮前过河。”
她接过饭团，咬了一口，干硬的米粒硌得牙床生疼。她咽下去，问：“所有点都撤干净了？”
“干净了。你给的四个假消息，让他们跑了四趟。最后那个橡胶园，他们连地皮都翻了一遍。”阿南顿了顿，“但你不能再回去了。澳大利亚人现在知道你的脸，也知道你是情报员。”
她没说话，把剩下的饭团吃完。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响，但已经像是在另一个方向。
天亮前，他们到了河边。一条小船藏在芦苇里，船上有两个接应的妇女，都是熟面孔。她们帮她换掉湿透的衣服，裹上一条干燥的披巾。小船悄无声息地划过河面，对岸是游击队控制的区域。
三个月后，她在后方一间竹屋里生下女儿。接生的妇女把孩子抱给她看时，说了一句：“就叫‘安’吧，平安的安。”
她点点头，接过襁褓。孩子很小，但哭声很响。
竹窗外，雨季刚过，阳光照进来，落在她手背上。她轻轻拍着孩子，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