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徐雯波嫁给了48岁的张大千。新婚夜，徐雯波红着脸叫了声：“伯伯！”张大千大手一伸，一把将徐雯波拥入怀中：“不要叫我伯伯，叫我千哥哥！”

主要信源：（南鲁晚报——徐雯波：“大风堂”里俏佳人）

徐雯波老了以后，住在台北的老房子里，墙上挂着一幅荷花，是张大千亲手画的，题了款，盖了印。

她很少对旁人讲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有些事她藏了一辈子，1949年冬天，她把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大陆。

那个孩子22岁那年死在铁轨上；她带在身边的另一个孩子，也没能活过童年。

三笔账，每笔都带血，可她照样每天擦那幅画的玻璃框，擦得干干净净。

1983年春天，张大千已经85岁，他坐在桌前给大陆亲友准备画集，一册一册签名题字。

签完最后一册，手里的笔还没放下，人就歪倒在椅子上。

徐雯波冲过去扶住他，叫来医生，又在病床前守了20多天，最终没能留住人。

从18岁嫁给他，到54岁送他走，她跟前跟后伺候了36年，最后这一程还是她陪的。

1943年，成都常拉防空警报，人心惶惶，徐雯波那时14岁，父母都没了，跟着姑母过日子。

她有个同学叫张心瑞，是张大千的女儿。

那天张心瑞带她走进父亲的画室，满屋子敦煌临摹的颜料味，她站在门口不敢迈步，眼睛却拔不出来。

她跪下想拜师，张大千没应，他说拜师就生分了，不如常来看画。

这话听上去像客套，其实是在留一条退路。

那之后她真的常去，空袭紧的时候，张大千把画案搬进防空洞，她也跟着去，看他画画。

他画到半夜，她就磨墨到半夜，时间一长，周围的人都能看出来。

张大千家里已经有三房太太，原配曾正蓉是长辈包办的，早就说不上话。

二太太黄凝素15岁跟他，孩子生了一大堆，天天泡在牌桌上，身边还有个年轻男人，张大千气得动过手。

三太太杨宛君是唱大鼓出身，常年不管事。

这个家早就乱成一锅粥，徐雯波的出现，正好补了那个最要紧的位置。

1947年，张大千向徐雯波的姑母提亲。

姑母吓得不行，女儿的同学要变成自己的继母，张心瑞也愣了很久。

可徐雯波自己拿定了主意，这一年秋天，她18岁，嫁给了48岁的张大千。

新婚夜，红烛烧了大半个晚上，她开口还是以前那个辈分上的称呼，他不让她叫这个，说往后换个叫法。

从那天起，她在他生命里的位置彻底变了，不再是看画的小姑娘，而是枕边人，是管家的人，是以后几十年里替他挡事的人。

真正的坎在1949年冬天，成都局势一天一个样，张大千手里拿到三张离开的票。

票不够分，能带走谁，不能带走谁，每个人心里都得过一遍刀。

他带走她，带走前妻生的一个小女儿，那是他所有孩子里最疼的一个。

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女儿三岁，儿子七个月，全留在了原地。

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没人知道她转身那一刻是什么表情，只知道她这一走，再没回来。

那个七个月大的孩子叫张心健，后来被张大千的原配领去养。

他顶着张大千儿子的名头，在那个年代成了靶子。

工作没了，对象没了，三天两头被拉去批斗。

1971年夏天，他22岁，躺到了铁轨上。

火车碾过去，人没立刻死，送到医院却不肯治，最后死在了病床上。

他留给姐姐的话里有一层意思，说自己从小被丢下，反倒成了跟海外有关系的人，洗也洗不干净。

这话传到徐雯波耳朵里时，她是什么滋味，从来没对人说过。

张大千到死都不知道这个消息，他在台湾立遗嘱时，专门给这个儿子留了一份。

他还写信回老家，打听这个十年没有音信的孩子，嘴上说并不为此伤心，笔迹却是颤的。

而徐雯波带走的那个小女儿，也没有养大，到了海外水土不服，一场病就没了。

两个孩子的命，像两根刺，一根扎在徐雯波心里，一根扎在张大千不知道的地方。

再往后就是大半辈子的漂泊，张大千带着徐雯波从香港到印度，从巴西到美国，最后在台北落脚。

巴西那几年，他建了个园子，天天画泼彩山水。

她就在旁边学着打理一切，学外语，学开车，学怎么和外国画廊谈事。

张大千晚年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不行了，画画时需要她在旁边递颜色，提醒他哪里该留白。

这种日子谈不上多浪漫，却是实打实的谁也离不开谁。

1983年他走了以后，徐雯波没有再嫁。

她又活了二十多年，守着台北的老房子，墙上的荷花还是那样挂着。

有人替她算过账，觉得这段婚姻太亏，拿自己的骨肉换来的荣华，到头来孤零零一个人。

可她从没在人前说过后悔，她只是每年多烧一炷香，给谁烧的，她不说。

值不值，只有她自己知道，外人眼里再难算清的账，在她心里大概是另一笔算法。

这世上不是什么事都能摊开来论体面的，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得扛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