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香港沦陷，几个日本兵踹开陈寅恪家的门。几近失明的他，端坐椅上，一口纯正东京腔劈头盖脸一顿训斥。骂完，为首的军官一时间愣了几秒，仔细一端详，猛地立正、收枪，喝令部下：“全体鞠躬！我们保证绝不再来！”
陈寅恪攥紧的指节微微松开。他赌对了那番话，但下一张牌必须更险。他侧耳听着，走廊里没有皮靴声再折返。
次日来的不是兵。一个自称文化课员的日本人，戴着眼镜，进门先深鞠躬。他客气地询问陈教授是否需要“生活上的协助”，又说联队长很欣赏他的学识，希望他能出面做些“文化联络”。
陈寅恪面朝窗外，一言不发。他手指在膝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他给妻子唐筼的暗号，意思是有诈。
课员等了片刻，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名单。他念了几个名字，都是滞港的学界人物，最后一个是陈寅恪的学生，前几日被捕。“联队长说，若您愿意参与筹建文化协会，这些人很快能回家。”
陈寅恪端起凉透的茶，抿了一口。茶杯放回桌面时，他开口：“我眼睛看不见，协会章程的字，我摸不清。”
课员笑了：“您不必亲自看，只需挂名。”
“挂名？”陈寅恪转向他声音的方向，“那我学生的眼睛，你们准备怎么治？”
空气凝住了几秒。课员收起名单，再次鞠躬：“那么……打扰了。”
当天下午，米和罐头还是送来了。唐筼清点时发现，米袋底层藏着一封信。她念给丈夫听：信是那名被捕学生写的，说自己在狱中受了刑，但什么都没承认，末尾有一句“请老师保重，万勿以我为念”。
陈寅恪摸到那页信纸，指尖在“万勿”二字上停了很久。他忽然站起身，摸到书桌，从抽屉底层取出一枚印章。那是他早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时用的私章，刻着“弘文馆”三字。
“磨墨。”他对唐筼说。
他摸着纸的边缘，用那枚印章在空白处重重按下。然后提起笔，悬腕良久，最终写下几行日文。内容是他以“旧帝国大学同窗会成员”身份，向香港日军文化部门提出一项交换：他愿为日方整理一批满洲文献目录，但需立即释放名单上的三人，且不得再要求他们参与任何活动。
“这印章……”唐筼声音发颤。
“他们认这个。”陈寅恪将纸折好，“当年帝大文科的印章，联队长那一辈人知道分量。”
信由一位中立国领事馆职员转交。三天后，学生和另两人被释放。又过两日，文化课员再次登门，带来一沓满洲档案影印件。他笑容满面：“联队长说，陈教授果然识大体。”
陈寅恪接过那沓纸，摸到第一页。他忽然转向课员：“这批文献，第三箱第七卷，缺了四页。是你们撕的，还是原本就缺？”
课员怔住了。档案刚从东北运来，他自己都没来得及细看。
“缺页的地方，”陈寅恪继续说，“记的是昭和九年关东军的一次人事变动。你们联队长当时就在名单里，职位是……少佐参谋？”
课员的笑容僵在脸上。他匆匆鞠躬，抱起那沓档案离开了。
门关上后，唐筼扶丈夫坐下。陈寅恪低声说：“那四页是我猜的。但他不敢赌我是不是真知道。”
他们用这个空隙联络了地下组织。对方传来消息：七天后有船离港，只能带两人。
当夜，陈寅恪让唐筼把三个孩子叫到跟前。他摸出那枚“弘文馆”印章，放进大女儿手心：“带弟弟妹妹走。这印章，到了后方找报社的人，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孩子们不肯。陈寅恪第一次发了火，拐杖重重敲地：“你们不走，我这盘棋就白下了！”
七天后，码头。陈寅恪握了握每个孩子的手，最后把印章塞进女儿衣袋。船笛鸣响时，他转身往回走，拐杖点地的声音比平时重。
他和唐筼留在香港又撑了两个月。期间日本文化部门再来邀约，他都以“目疾恶化”推拒。直到一个清晨，那位中立国职员匆匆赶来，低声说：“联队调防了。新来的长官不好对付，你们今晚必须走。”
驳船在午夜离港。陈寅恪坐在舱里，听见海浪拍打船身。唐筼将一件旧衣披在他肩上，他忽然说：“印章的事，别告诉孩子们。”
“为什么？”
“他们知道了，会以为我是靠这个换的命。”他停顿了一下，“其实不是。是靠他们以为我知道，而我不知道。”
唐筼握紧他的手。船驶出港口时，陈寅恪朝岸的方向微微侧过脸。海风很大，他眼里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