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开会途中猛然驻足，盯着叶剑英的前妻感叹：你完全变样了...这位曾国藩后人、黄埔第一校花，半生轰轰烈烈，却把委屈藏了一辈子。

曾宪植当时正坐在会场最后一排，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听到这句话，她抬起头，站起来，叫了一声“主席”。毛主席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她说：“全国妇联。”毛主席点点头，说：“好，妇女工作很重要。”
散会后，她坐在空荡荡的会场里，想起毛主席的话。变样了。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想起当年在黄埔，大家都叫她“校花”。现在，她四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她想起自己离开家的时候，曾家的长辈说，你一个女孩子，迟早要嫁人，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她没有争辩，只是收拾了几件衣服，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她进了黄埔，成了女兵。再后来，她入了党，嫁给了叶剑英。这些事，她从不后悔。
但有些事，她从来不提。她和叶剑英的婚姻，在战火中结合，又在战火中分离。后来，她得知他有了新的家庭。她没有闹，也没有哭。她把这件事埋在心底，继续工作。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找组织说理。她说：“说理？革命年代，多少人家破人亡。我的事，算什么。”
1953年这次大会，她负责起草女工劳动保护的文件。她跑了六个纺织厂，发现很多女工怀孕七个月还在上夜班。有的女工怕被开除，不敢请假，只能用布带把肚子勒紧。
在北京国棉一厂，她看到一个女工，肚子已经很大了，还在机器前站着。她问：“为什么不请假？”女工说：“请了，厂里说人手不够，不准。”曾宪植把这件事记在本子上。
她要在文件里加一条：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工，不得安排夜班。有人反对，说生产任务紧，不能开这个口子。她说：“生产任务紧，女工的身体就不管了？我亲眼见过一个女工晕倒在机器旁，孩子没了。”
反对的人不少。有人提醒她，说某位领导对这个条款有意见。曾宪植没有退缩。她拿着调查材料，直接去找那位领导。领导说：“曾宪植，你也是老革命了，怎么还这么较真？”她说：“我较真，是因为我见过女工流产在机器旁边。”
最终，条款通过了。1953年的这份文件，成了新中国最早的妇女劳动保护规定之一。
那天晚上，一位老战友来看她，说：“叶剑英同志也在北京，他想见你一面。”曾宪植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说：“不见了。”老战友说：“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她说：“见了又能怎样？他有他的家庭，我有我的工作。不见，对谁都好。”
老战友走后，她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然后她拿起笔，继续批文件。她的字迹很稳，没有一丝颤抖。
她这一辈子，轰轰烈烈地爱过，也轰轰烈烈地革命过。最后，她把所有的委屈都藏了起来，只把工作留给了后人。她去世后，遗物里只有工作笔记和几件旧衣服。没有私人信件，没有旧照片，没有纪念品。
她走得很安静。她推动的那条女工保护规定，后来写进了国家的劳动保护条例，保护了无数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