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囚车在石板路上颠簸，何桂清双手被铁链锁着，官袍沾满了菜叶子。百姓围在路边，有人啐了一口，骂声混着石子砸在车厢板上。他闭上眼睛，心里默念：“不过是走个过场，恭亲王不会不管我。”

刑部大牢里，阴冷潮湿。狱卒扔给他一碗馊饭，他看也不看，只问：“曾涤生的人在哪里？我要见他。”狱卒嗤笑一声，锁门走了。何桂清这才慌了，他爬起来扒着栅栏往外看，长廊尽头黑漆漆的，只有他自己的影子。

他想起两年前那个下午。常州城楼上浓烟滚滚，他下令点火时，幕僚跪了一地：“总督，烧了城百姓住哪儿？”他踹开幕僚：“太平军来了，连命都没了，还管房子？”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他带着金银细软逃往上海，回头望时，整座城像支巨大的火把。

他不知道，湘军探马就在城外土坡上看着。探马回报安庆时，曾国藩正在批公文，笔顿了顿，一滴墨污了纸面。他没发怒，只把污了的纸慢慢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

那之后，曾国藩的书房深夜常亮着灯。他让亲信去了一趟浙江，把十年前的钱粮旧档全搬了回来。一箱箱卷宗堆在墙角，他亲自翻，每找到一条何桂清的批条，就用朱砂圈出来。圈了三十七处，摞起来有半尺高。

何桂清在上海喝花酒时，曾国藩在写密信。信是给上海道台吴煦的，只有一行字：“鱼已入网，勿使漏。”吴煦曾是何桂清的门生，收到信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夜。第二天，他撤换了何府周围的巡捕，换上了湘军便衣。

北京的风声传到上海时，何桂清正在听戏。小厮慌慌张张跑进来：“老爷，宫里传出消息，太后要整顿江南吏治！”何桂清手里的茶盏一歪，滚烫的茶水泼在袍子上。他强作镇定：“慌什么？整顿也不是整到我头上。”

可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做噩梦。梦里总是一本泛黄的账册，一页页自动翻开，每页都有他的画押。他惊醒后冷汗淋漓，叫姨太太点上安神香，香雾缭绕里，他喃喃自语：“曾涤生到底想怎样？”

他想错了。曾国藩不是“想怎样”，是已经在做。

同治元年开春，一道密旨送到安庆大营。曾国藩跪接后展开，只看了一眼，便吩咐亲兵：“备马，去江边。”他在长江边上站了两个时辰，看着浑浊的江水东去。回营后，他打开锁着的铁柜，取出那叠朱砂圈过的卷宗，装进一个紫檀木匣。

木匣送到上海道台衙门时，何桂清正在宴请洋商。吴煦亲自捧着匣子进来，面色凝重：“制台大人，曾部堂有物呈上。”何桂清笑着接过来，打开匣盖的瞬间，笑容僵在脸上——最上面那张，是他咸丰八年批的军饷条子，八万两白银，底下是他的亲笔：“准支。”

洋商们还在举杯谈笑，何桂清却听不见了。他只看见那一页页纸像刀子，把他三十年官场生涯片片剥开。他手抖得厉害，匣子“哐当”掉在地上，纸张散了一地。

三天后，圣旨到上海。何桂清跪接时，膝盖磕在青砖上，疼得他龇牙咧嘴。太监念到“着即革职锁拿，解京候审”时，他猛地抬头：“我要见太后！我要见恭亲王！”没人理他。两个湘军打扮的兵丁上来，摘了他的顶戴。

押解进京的船上，他透过船舱小窗往外看。长江两岸的村庄炊烟袅袅，几个农妇在河边洗衣。他忽然想起常州城那些被火烧死的百姓，想起他们最后绝望的哭喊。他捂住耳朵，可声音在脑子里越来越响。

刑部大堂上，主审官把惊堂木一拍：“何桂清，你可知罪？”他想辩解，想说战时不得已，想说朝中有人要害他。可当他看见侧席坐着的那个刑部侍郎——那是曾国藩的门生，正冷冷看着他——所有话都堵在喉咙里。

他最后只说：“我认罪。”声音小得像蚊子。

斩决的判决传到安庆时，曾国藩正在校场阅兵。亲兵低声禀报完，他点了点头，继续检视队列。直到傍晚回营，他独自走进书房，从抽屉里取出那张两年前被墨污了的纸。纸上写的是常州战报，墨迹晕开的地方，像一块血渍。

他划亮火折，把纸点燃。火光跳动间，他轻声说：“三十七条罪状，抵不过十几万条命。但，只能这样了。”

何桂清伏法那天，菜市口人山人海。刽子手刀起头落，血溅了三尺远。围观人群静了一瞬，忽然爆发出震天的叫好声。几个常州口音的老人跪在地上，朝南磕头：“爹，娘，给你们报仇了！”

消息传回安庆，曾国藩让厨子加了个菜，一碟辣椒炒肉。他吃得很慢，一口饭，一口菜。吃完后，他铺纸磨墨，写了四个大字：“法不阿贵”。写完，他让幕僚把这幅字裱起来，挂在湘军议事厅的正墙上。

从那天起，湘军将领进出议事厅，都会抬头看见那四个字。再没人敢提“弃城”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