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游泳后患重感冒，西药治疗效果不佳，舒同请来刘惠民，老中医开药前提出三个条件1957年夏天，青岛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会议。
 
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主席在繁忙的会议安排之外，也保持着长期坚持的运动习惯。游泳，是他喜爱的锻炼方式之一。
 
7月，毛主席在青岛期间曾到海水浴场游泳。由于当时天气变化，加上连续工作带来的身体消耗，游泳之后出现了感冒症状。起初看起来只是普通受凉，但几天过去，情况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恢复，反而伴随着身体不适和睡眠受到影响。
 
相关回忆资料记载，随行医疗人员采用西医方法进行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面对这样的情况，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想到了当地一位中医名家刘惠民。
 
刘惠民在山东中医界有较高声望。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学习传统医学，长期从事临床诊疗和中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中医人才培养工作，后来成为山东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对山东中医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舒同推荐刘惠民，并不是因为简单相信偏方，而是基于自己长期接触后的了解。刘惠民擅长辨证施治，在一些疑难病症处理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用药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不过，当刘惠民来到青岛后，事情并没有马上进入开方治疗阶段。原因很简单，这次诊治对象特殊，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刘惠民经过诊断后认为可以采用中药治疗，但同时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药材必须由舒同的夫人石澜陪同他一起到药店选购。

第二，药物煎制过程需要由石澜亲自负责。
 
第三，煎好的药要由石澜送来，并确认服用过程。这些要求看起来严格，但刘惠民考虑的是医疗责任。他知道自己的药方需要严格执行，尤其一些药材的使用讲究剂量和方法，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效果。
 
因此，他希望整个过程都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完成。舒同接受了这些条件。据相关回忆记载，舒同表示，刘惠民的医术自己了解，也曾接受过他的治疗，因此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在征求毛主席意见后，治疗方案最终确定下来。毛主席也同意尝试中医治疗，并表示舒同作了担保，自己放心服用。随后，石澜按照刘惠民的安排，参与药材准备和煎药过程。
 
刘惠民开的方子采用了中医经典方剂大青龙汤的思路，并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了调整。

其中一味酸枣仁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服药几天后，身体情况逐渐好转，感冒症状缓解，睡眠问题也有所改善。
 
后来毛主席询问酸枣仁为何需要生熟合用，石澜向他介绍了中医炮制方面的知识。按照石澜的回忆，酸枣仁在传统中医应用中常用于养心安神，不同炮制方式在临床使用上有不同考虑。
 
毛主席听完介绍后，对其中的辨证思路产生兴趣。这次诊疗经历，后来也成为毛主席关注中医发展的一个故事。
 
实际上，毛主席对中医的关注，并不是从1957年青岛治病开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医疗资源有限，尤其基层地区，广大群众长期依靠中医解决常见疾病问题。
 
如何继承中医经验，同时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是当时医疗建设中的重要课题。1955年，毛主席曾与针灸专家朱琏交流，讨论针灸与现代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此后，中医逐渐被纳入国家医疗体系建设，中医医院、中医教育机构陆续建立，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刘惠民后来继续参与中医发展工作，也与毛主席保持过医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