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要反击了！

新加坡外长曾在联大直言，否决权快把安理会变成“摆设”，不能指望五常主动给自己设限。全球中小国家准备联手，为否决权的使用划出底线！

新加坡外长维文9月22日至28日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计划于26日发表新加坡国家声明。

当年那番话为什么引人注意？维文没有要求五常当场放弃权力，而是说否决票越来越多，国际社会不能只等五常自己改变行为。如何使用否决权，应让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一起讨论，这才是他的主张。

这一层差别不能省，呼吁中小国家参与制定规则，并不等于它们已经组成联盟，更不等于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底线已经谈妥。如果把倡议写成既成事实，反而会遮住这场争论真正艰难的地方。
安理会一共15个席位，其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握有否决权，另十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涉及实质事项的决议需要至少九票赞成；即便多数国家都点头，只要有常任理事国投下反对票，决议仍可能过不了。

这就是小国焦虑的来源，当战火、停火和人道救援摆上桌面，决定能否形成安理会行动的，往往还有大国之间的分歧。受冲突冲击的国家可以发言，却未必能推动安理会及时作出决定。

但说安理会成了摆设，也不准确，它仍有处理制裁、维和与其他安全议题的职责，问题是重大争端最需要协调时，否决权可能让决议停在表决环节。批评的是这种堵塞，而不是否定整个机构。

中小国家也没有一直干等，2022年联大通过一项机制，安理会出现否决票后，联大原则上须在十个工作日内开会讨论。投下否决票的常任理事国要面对其他会员国解释立场，至少不能悄悄把争议翻篇。

这项机制能增加透明度，却不能直接推翻否决票，联大开了会，也不会因此自动产生一项安理会决议。把投票理由摊在各国面前是一回事，改变《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常的权力，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分歧无法履职，联大还有“团结促和平”的路径，可以召开紧急特别会议，提出集体行动建议。它让其他国家保有发声和组织回应的空间，但建议不能简单等同于安理会的强制性决定。

维文的着力点就在这里，现有制度给了中小国家说话的地方，却很难保证这些声音进入最关键的安全决策。他在2024年的讲话还要求提升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作用，让它们更多参与起草议题与决策。

今年纽约的行程也能看出新加坡的角色，维文要主持小国论坛的招待活动，也要参加全球治理小组部长级会议。不过组织会议不等于各国已经就否决权达成统一立场，这两个场合的议程更不能混为一谈。

9月23日举行的全球治理小组会议，谈的是该小组与二十国集团的互动及相关议程，并非宣布成立限制否决权的国家联盟。时间挨得近，议题却各有侧重；把所有多边活动都算作同一场“反击”，容易闹误会。

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规则能否被认真执行，直接关系到生存空间。体量大的国家可以依靠更多资源周旋，体量小的国家更需要可预期的制度，至少要知道危机来了，国际组织还能不能给出回应。

2024年联合国通过的《未来契约》，也把安理会改革摆在桌面，强调代表性、透明度和问责性。可共同方向还需要转化成具体安排：扩大席位、改进工作方法，以及如何看待否决权，各方并未因此谈拢。

最硬的一道门槛写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若要修改宪章，不仅需要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通过，还要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其中必须包括所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想从法律上改动权力结构，绕不过五常。

因此，比较现实的起点，是先推动否决票接受更多公开讨论，争取在严重人道灾难等议题上形成克制使用的共识，再慢慢谈更深的制度调整。每一步都要各国谈判，谁也不能凭一场演讲替所有国家宣布结果。

这不是小国一夜之间掀翻安理会的故事，而是它们想把“凭什么否决、否决后怎么交代”推到台前。五常仍握有权力，其他国家则在争取监督和参与的机会，两者之间的拉锯不会很快结束。

至于维文26日会怎么讲，还得等发言。他过去两年关于否决权的态度很清楚，却不能提前替今年的国家声明写内容。真正值得盯住的，是呼吁之后能否形成各国愿意遵守的具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