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我拜见曾国藩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但精气神很足。身高大概五尺八九寸，身材魁梧匀称，肩宽胸厚，头型方正，额头宽阔突出。他的眼睛轮廓分明，眼角是平直的。

一般蒙古人种，大多眼角上斜、颧骨突出，曾国藩并没有这种长相。他脸颊平坦，胡须浓密，一直垂到下巴，铺在宽大的衣襟前面，看上去十分威严。他眼睛不算很大，可是目光锐利，眼珠是榛子那种棕褐色；嘴宽、嘴唇偏薄，从这些相貌能看出这人很有主见，遇事果决。他这副模样，我见过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

安庆大营里，我刚呈上一份关于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条陈。他端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捻着那份文书，半晌没说话。窗外传来兵勇操练的号子声，空气里弥漫着烽火硝烟的味道——南京城还未攻克，太平天国最后的堡垒就在眼前。

“容先生，”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清晰，“你可知眼下每开一线银，都需从将士口粮里省出来？”他抬起那双榛褐色的眼睛，目光像锥子一样钉在我身上，“购买洋枪洋炮尚且捉襟见肘，你却要我把十几岁的孩子送到万里之外，一去十数年？”

我手心渗出冷汗。这正是我最担心的阻力：钱，还有人心。

他站起身，宽大的袍袖拂过案几。那魁梧的身形在江淮潮湿的空气里像一座山。“但你说得对，”他忽然转过身来，浓密的胡须微微颤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能只买船炮。要有人懂，要有人会造。”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走到窗边，望着操练的湘军，沉默了许久。我知道他在权衡：一边是前线催饷的急报，一边是数十年后才可能见效的渺茫投资；一边是同僚“以夏变夷”的质疑，一边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帝国对未来的最后一丝清醒。

“办。”这个字从他薄薄的嘴唇里吐出来，斩钉截铁。

他没有坐下，而是从笔架上提起一支狼毫，在条陈末尾批了红。动作很稳，宽厚的手背上青筋微显。“第一批三十人。你去拟章程，要写明——幼童须学儒学根基，不得忘本。朝廷那里，我去说。”

批完，他把笔搁下，看了我一眼。那一刻，我从他锐利的目光里看到的不仅是决断，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一个深知自己或许看不到结果的老人，在为一个注定会被争议、甚至被唾骂的决定，扛起全部责任。

“此事若成，功不在我；若败，谤必归我。”他淡淡说了这么一句，便挥手让我退下了。

后来的事，史书有记载：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启航。那时曾国藩已去世一年。他没能看到孩子们登上轮船，没能听到他们用英文朗诵莎士比亚，更没能预见他们中会走出京张铁路的设计师、清华学堂的校长。

但他批下那个“办”字的下午，决定了这一切的开始。

安庆那次拜见后，我再未见过他。可每当有人问起曾国藩是什么样的人，我眼前总会浮现那副模样：宽阔的额头，平整的脸颊，浓密的胡须垂在衣襟前。最难忘的是那双眼睛——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在所有人都盯着眼前胜负时，他抬起头，看见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