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9岁蒋经国抵台，无职无权被毛人凤派人盯了八个月，连出门都有“车夫”尾随；三年后一颗子弹送杜长城上黄泉
蒋经国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他翻开桌上那本《曾文正公家书》，看了不到三行，又放下了。他知道此刻至少有两双眼睛在屋外，一双是街口修鞋匠的，一双是那个总在对面茶馆喝茶的“车夫”的。这是毛人凤给他的“礼遇”，提醒他别越界。
这种日子持续到第八个月，转机在一个雨夜来了。蒋介石把他叫到书房，没说别的，只递给他一封公文，内容是某单位申请购置一批消防器材。蒋介石用红笔在末尾批了“照准”，然后手指在那个单位主管的名字上点了两下——那是杜长城，保密局技术总队长。
蒋经国拿着公文退出来，手心有点潮。他听懂了：父亲不满杜长城的跋扈，但需要一把不会直接牵出自己的刀。
他没从杜长城本人下手。他找到当年在上海认识的旧部，如今在警务处当个闲差的林三。他请林三喝酒，只问了一句：“最近街面上，有没有特别急着用钱，又有点门路的人？”
林三三天后带回一个名字：小陈，杜长城手下的行动队员，母亲重病，借了高利贷还不上。蒋经国没露面，让林三指了条路：台北城外东边那片老仓库区，常有走私货进出，巡警查得不严，若有人肯去那里“找点值钱东西换药费”，债主可以宽限。
小陈去了。他没敢真偷，只是在那片仓库外转悠，想捡点漏。第三天夜里，他看见杜长城的车独自开进最里头那个仓库，半个小时后才出来，搬了两个木箱上车。小陈记下了位置和车牌。
消息传到蒋经国这儿，他当天下午就去了趟保安司令部，找一位相熟的副参谋长下棋。闲聊时，他“随口”提起：“近来风气不好，听说连仓库区都有人私运物资，该整顿整顿了。”副参谋长第二天就布置了一次“消防与治安联合突击检查”。
检查队在那个仓库里找到了东西：不是走私货，而是整箱的美制雷管、几部未登记的无线电，还有一份手写的台北市内几个重要路口布防图。带队警官头皮发麻，按程序往上呈报，卷宗层层流转，最后到了总司令部。
蒋介石看到报告，把杜长城的名字圈了出来，旁边批了四个字：“严查私藏。”
抓人那天很平静。杜长城正和技术总队的人开会，宪兵直接推门进来，出示了总司令手令。他想给毛人凤打电话，电话线被掐了。
审得很快。问他这些东西做什么用，他说是“为反攻大陆做准备，局里都知道”。法官拿出那份路口布防图，问他：“这些点位，和蒋经国先生上周出行路线完全重合，也是准备反攻？”杜长城愣住了，他并不知道这张图的存在。
判决下来时，蒋经国正在家里写一份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秘书送来文件，他看了一眼，是核准执行枪决的命令。他签上自己的名字，墨水很浓，笔画没有抖。
枪声响后不到一个月，新的“国家安全会议”筹备组成立，负责人不是毛人凤。毛人凤被调任总统府顾问，手里没了实权。他离开保密局大楼那天，蒋经国的车刚好从门口经过。两人隔着车窗对视了一眼，蒋经国微微点了点头，车就开走了。
那之后，蒋经国出门时，后面再没有那辆熟悉的“车夫”三轮车跟着。他的新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车子开得很稳。有一次经过街口，蒋经国看了一眼，那个修鞋摊不见了，原地摆起了一个卖水果的小推车，阳光照在橙子上，颜色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