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特务头子李修凯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地下党员大喊：“狗特务”，李修凯却直接冲上去抱住他：“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那个地下党员叫赵志刚，他根本没反应过来。李修凯这嗓子吼得整条街的人都看了过来，几个解放军战士立刻端着枪围上来了。赵志刚使劲挣扎，嘴里骂着：“你他妈胡扯什么，老子是地下党！”李修凯死死箍住他的胳膊，冲着解放军喊：“同志，我抓住他了！这个人是冉益智，以前在川东特委干过，后来投了军统，手里有好几条人命！”
赵志刚脸都白了。他是真地下党不假，可冉益智这名字他也知道，那是出了名的大叛徒，1947年叛变后供出了二十多个同志。李修凯这一手太毒了，直接把他推到火坑里。解放军战士二话不说就把两人都按住了，带队的是个年轻排长，警惕性很高，让人把李修凯和赵志刚分开审。
审讯室里，李修凯表现得特别配合。他交代自己是原保密局重庆站的行动组长，但话锋一转，说1948年就通过冉益智和地下党有过接触，那时候冉益智已经后悔了，想回头，可还没来得及行动重庆就解放了。李修凯说得有鼻子有眼，连冉益智什么时候在哪个茶馆跟谁碰过面都编得清清楚楚。排长拿本子记着，脸色越来越沉。
隔壁审讯赵志刚的战士问得更直接：“冉益智，你1947年叛变后都交代了谁？”赵志刚急得拍桌子：“我不是冉益智！我叫赵志刚，我的上线是刘文辉，你们去查！”战士冷冷回了一句：“刘文辉1948年就牺牲了，死前就在追查冉益智的下落。”赵志刚愣住了，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上线确实不在了，现在死无对证。
李修凯在隔壁听见了，嘴角抽了一下。他早就摸清了赵志刚的底细，知道刘文辉死了，知道赵志刚的单线关系断了，所以才敢当街来这出。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只要坐实赵志刚是冉益智，他李修凯就成了戴罪立功的“起义人员”，不仅能活命，说不定还能混个新生政权里的差事。
可李修凯漏算了一个人。当天晚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找到军管会，自称是原川东地下党联络员，叫陈伯钧。他拿出一份1948年的密写名单，上面清清楚楚列着叛徒冉益智的体貌特征：右耳后有颗黑痣，左手小指受过伤伸不直。陈伯钧说：“这份名单我一直贴身藏着，今天听说抓住了冉益智，我来核实。”
排长立刻带人去给赵志刚验身。赵志刚右耳后面干干净净，十根手指灵活自如。再看李修凯，右手小指明显弯曲，耳后那颗黑痣被头发盖了一半。陈伯钧指着李修凯说：“他才是冉益智。1948年他叛变后整了容，改名叫李修凯混进保密局，想用特务身份给自己打掩护。”
李修凯瘫在椅子上，汗从脑门往下淌。他怎么也想不到，陈伯钧当年就在冉益智手下干过，叛变那天冉益智动手打他，被他反拧了小指，落下了残疾。陈伯钧躲了两年，等的就是今天。
排长让战士把李修凯押起来，给赵志刚松了绑。赵志刚站起来活动手腕，走到李修凯面前低头看了他一会儿，说：“你当街抱我的时候，我就闻见你身上有股药膏味，那是治老伤的吧？”李修凯没说话，牙咬得咯咯响。
第二天公审大会上，李修凯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底下老百姓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特务头子，有人说他是大叛徒。李修凯往下扫了一眼，看见了站在前排的赵志刚和陈伯钧。赵志刚朝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全是轻蔑。陈伯钧则面无表情，只是把手里的材料举了举。
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李修凯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我认。我是冉益智，也是李修凯。我叛过两次，第一次投了军统，第二次又想拿地下党当投名状。”他顿了顿，苦笑一声，“可我没算到，整了容换了名，还是栽在自己人手里。”
台下响起一片嘘声。赵志刚转身往外走，陈伯钧跟上来拍了拍他肩膀。两人走到会场门口，阳光正好打在门楣上。赵志刚吐了口气说：“差点让你替我背了黑锅。”陈伯钧摇摇头：“不是替你，是替那些被他害死的同志。”
远处传来押送犯人的卡车引擎声，李修凯被塞进车厢，车门哐当关上。赵志刚和陈伯钧站在路边看着卡车开远，谁都没再说话。街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从他们身边走过，吆喝声拖得老长。重庆的冬天冷归冷，可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