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后来朱德知道后大声痛哭：“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
彭德怀又喊住了一个路过的看守。这是他一周内第三次提这个请求了。看守停下来，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烟丝，递给彭德怀：“首长，这个给您解解闷。您说的……我实在没法子。”
彭德怀没接烟丝，他看着看守年轻的脸，换了个问法：“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朱老总……他身体还好吗？”看守赶紧点头：“好，朱老总身体好，天天都看文件、开会。”彭德怀听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又不像。他摆摆手，让看守走了。
这个年轻的看守回去后，把彭德怀问朱德身体的事告诉了班长。班长正在炉子边烤馒头片，头也没抬：“你多余说这个。上面交代了，他俩之间，一个字都不能通。”年轻看守忍不住：“可彭老总就是问问身体，这也不算通消息啊。”班长转过脸，盯着他：“你今天怎么了？规矩就是规矩。”
规矩确实被守得很死。但另一边，朱德其实已经察觉到了异常。他有将近两个月没在任何会议上见过彭德怀的名字，以前偶尔还能听到一点“他还在写材料”的风声，现在连这种风声都没了。朱德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试探。
一次军委碰头会结束后，朱德特意留在最后，叫住一位负责日常事务的干部，像是随口提起：“老彭那边的医疗，是你们在安排吧？他那个老胃病，最近天凉，要注意。”干部愣了一下，迅速回答：“医疗有保障，朱老总放心。”回答得太快，太标准，朱德点了点头，没再往下问。
朱德回到办公室，让秘书去查近期所有高级别的工作简报和医疗系统的普通通报。秘书翻了一下午，回来报告：没有任何与彭德怀相关的记录，连一条住院治疗的普通消息都没有。这种彻底的“没有”，反而让朱德确认了：出事了。
他不能再通过正式渠道打听。第二天，朱德让警卫员开车去西山兜一圈。车子经过一片熟悉的区域时，他让车速放慢。他看到一处院落的围墙外，站着两个陌生的执勤战士，站姿和装备都与常规警卫不同。朱德什么都没说，让车子开了过去。他记得，彭德怀几年前曾提过，自己被安排住在“西山那边”。
时间进入十一月。彭德怀的病情急转直下，经常陷入昏迷。一次短暂清醒时，他对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忽然很清楚地说：“告诉朱老总，我对的起人民，对的起党。”当时房间里只有一个护士。护士低下头，装作没听见，继续调整输液管的速度。
这句话终究没有传出去。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彭德怀去世。消息被严格控制在医疗小组和专案组几个人之内。后事处理得极其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讣告，骨灰被秘密保存，代号“王川”。
朱德这边，依旧参加各种会议。在一次讨论老干部工作的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人念着一份名单，提到要关心几位老同志的健康。名单念完了，没有彭德怀。朱德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名单不全吧？彭德怀同志呢？”全场瞬间安静。主持会议的人显然没准备，磕巴了一下：“彭……他的情况，由专案组负责，不归口这里。”朱德“嗯”了一声，合上了面前的笔记本。
散会后，一位与朱德私交甚深的老部下，在走廊拐角处追上了他。老部下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握了握朱德的手，眼神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东西。朱德反手也握了握他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一刻，朱德全都明白了。
几天后，正式的死亡通知还是以组织渠道，极其简略地送达了朱德办公室。秘书拿着那张薄薄的纸，不知如何开口。朱德看着他：“直接念。”秘书念了，只有时间、地点、原因，和一句“已妥善处理后事”。
朱德听完，坐在椅子上，很久没动。然后他慢慢站起身，走到窗前。他背对着秘书，肩膀微微抖动，发出了一声压抑至极的、类似呜咽的声音，紧接着，那句积压了太久的话冲口而出，带着浓重的川音和全部的悲愤：“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秘书站在原地，不敢说话。朱德转过身，脸上老泪纵横，但他没有擦，一字一句地对秘书说：“去，给我找一张彭老总的照片来。”秘书赶紧去找，最后在一份旧档案袋里找到了一张两人多年前的合影。
朱德拿着那张合影，看了很久。最后，他拉开抽屉，把照片小心地放了进去。他没有说要举行任何纪念，也没有再追问具体是谁拦下了消息。但从那天起，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放着那张合影。
后来，每当有老同志来探望，说起过去的艰难岁月，朱德总会不经意地把话题引向那些年的战友。如果有人提到彭德怀，他就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轻声说一句：“他是个直性子，心里只有人民。”这句话，成了他后来岁月里，对那位临终未能见上一面的老战友，唯一能公开说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