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赫鲁晓夫儿子被判枪决，他为救儿子竟两次向斯大林下跪，尊严尽失。但最终儿子依旧被枪毙，赫鲁晓夫悲痛欲绝，他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

列昂尼德的处决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当儿子被德军俘虏的消息传回时，赫鲁晓夫的心就沉了下去。他知道在斯大林眼中，被俘本身就是一种耻辱，更不用说列昂尼德的身份特殊。那两次下跪，耗尽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全部力气，也掏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所有体面。第一次，斯大林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答应让列昂尼德上前线戴罪立功。赫鲁晓夫当时还以为有转机。可当儿子坠机被俘、并被德国人拿去大做文章后，一切就不同了。第二次，他几乎是匍匐在斯大林面前，声音发抖，恳求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儿子的案子。斯大林看着他，眼神很淡，像在看一件家具。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气氛压抑。贝利亚用平板的语调念着列昂尼德的材料：战前在古比雪夫的酗酒肇事致人死亡、被俘后可能产生的“潜在威胁”……每一条都指向最坏的结果。赫鲁晓夫试图辩解，说儿子是被击落的，并非主动投敌，说年轻人总会犯错。但没人接他的话。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都沉默着。最后斯大林开口，不是对赫鲁晓夫，而是对着所有人说：“纪律是对所有人的。法律面前，没有父亲，也没有儿子。” 话很简短，事情就定了。赫鲁晓夫坐在那里，后背全是冷汗，他知道，这不是在审判列昂尼德，这是在考验他自己。

枪决执行得很快，几乎没有给他任何再见一面的时间。遗体被匆匆处理了，他甚至不知道具体埋在哪里。那之后的一段日子，赫鲁晓夫在人前照常工作，该开会开会，该讲话讲话，但回到家里，整个人就空了。妻子尼娜看到他半夜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他不再提儿子，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彻底凝固了，变成了又冷又硬的一块。
他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斯大林，观察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想起会议上那些沉默的脸，想起贝利亚念材料时的样子。仇恨不再是冲动的怒火，而是变成了一种极其冷静的盘算。他比以往更顺从，更积极地执行命令，甚至在斯大林批评他时，他也会立刻做出一副诚恳认错的样子。他知道，只有站得足够高，才能做想做的事。
时机在1953年春天到来。斯大林去世后，权力格局微妙地松动。赫鲁晓夫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看似粗豪，实则步步为营。他联合马林科夫等人扳倒了贝利亚，清除了最危险的一环。等到坐稳了第一书记的位置，积蓄多年的东西终于开始浮现。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在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站上台，手里拿着一份长长的报告。会场很安静，他念出了那些憋在心里多年的话，批判个人崇拜，列举斯大林的错误和暴行。他的语气很平稳，没有嘶吼，但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砸向那个已经躺在陵墓里的人。当他讲到“滥用权力”、“破坏法制”时，台下有人在颤抖。他们或许想起了很多事，而赫鲁晓夫，肯定想起了1943年的那个判决。
报告之后，变化接踵而来。斯大林的名字从各个地方被抹去，雕像被推倒，书籍被修改。列宁墓里的遗体也被移出，葬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解冻”的风潮。很多人欢呼，也有人惶惑不解。只有极少数了解往事的人，隐约意识到，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转向，其深处或许始于一个父亲多年前那个绝望而屈辱的夜晚。
赫鲁晓夫后来推行了不少改革，农业、工业、外交，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他变得性格急躁，说话直接，在国际场合闹出过笑话。但没人能否认，是他亲手给“斯大林时代”画上了一个严厉的句号。晚年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了很多事，但对列昂尼德，他着墨极少。那段往事太疼了，或许也太过私人。它没有被公开谈论，却像一颗深埋在岁月里的种子，最终长出的是一棵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大树。当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咆哮，或者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时，那个下跪求情的、瑟瑟发抖的父亲似乎早已消失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人从未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