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于是，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没想到，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他却被两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给救走了。

朱君友真正逃过一劫，不是在刑场上突然有人改变主意，而是在处决名单已经批下以后，家人在成都复杂的人情关系中硬生生撬开了一条缝。时间卡得极紧：1949年12月6日深夜，他被带出牢房；第二天夜里，同监的32人便被押往十二桥附近遇害。前后只差一天。

那年朱君友32岁。1917年出生于成都的他，家境很好，1947年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早在1938年，他就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来，他借家里的建筑社作为联络地点，也拿出钱财帮助有关地下工作，甚至把黄金和订婚戒指拿出来支持相关活动。

这层经历，让他到了1949年已经很难置身事外。11月的一天晚上，朱君友经过成都玉带桥时遇到检查，随身携带的书刊、传单和资料被搜出，随后被捕。经过玉带桥稽查处关押后，他又被转往将军衙门的四川省特委会监狱。

真正危险的转折发生在12月4日。

四川大学档案馆所载材料显示，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把36名在押人员名单呈给毛人凤，毛人凤批下“一律枪决”。朱君友就在其中。换句话说，他后来能够走出监狱，并不是这份名单失效了，而是有人赶在命令执行前，把他的名字从死亡线上硬拉了回来。

而当时，处决已经开始。

12月4日深夜，刘仲宣、云龙、彭代悌3人在成都外西抚琴台王建墓一带遇害。12月7日深夜，另外32名在押人员被带往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遇害。后来，这35人被统称为十二桥惨案死难者。

身在牢里的朱君友并不知道外面已经走到了哪一步。

12月6日深夜，牢门忽然打开，有人叫到了他的名字。对一个已经进入处决名单的人来说，这个时候被单独提走，很难往“获释”两个字上想。

朱君友认为自己这一去恐怕回不来了。

于是，他把自己的行装交给同牢的徐孟生。经过杨伯恺、王伯高所在的牢房时，他又回过头看了一眼。隔着铁栏杆，几个人没有机会多说什么。对朱君友来说，那更像是在给熟悉的人作最后告别。

然而，走出牢门后，情况变了。

外面等着他的，有妻子杨汇川的哥哥杨夷甫，还有徐季达等人。杨夷甫当时在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任职，徐季达则是徐中齐的弟弟。这几个人之所以能凑到一起，背后还有朱君友父亲朱茂先和杨家之间不断托关系、找门路的结果。

钱也在这场营救中起了作用。

四川大学档案馆收录的相关史料记载，朱茂先为了救儿子，通过这些关系四处周旋，并付出了10根金条。过去父子之间因为朱君友参与相关活动曾有过矛盾，可到了生死关头，父亲还是把能找到的人、能拿出来的钱全都用上了。

所以，朱君友获救并不像传奇故事里那样，是某个人突然良心发现。

它更像一次争分夺秒的关系接力：父亲设法筹钱，姻亲寻找门路，与军政和特务系统有联系的人出面周旋，最后赶在大规模处决之前把人带出了监狱。时间如果再晚一天，结果很可能已经完全不同。

离开监狱以后，朱君友也没有马上回家，而是躲到成都中和场一带的亲友家中。等到局势稳定、解放军进入成都后，他才重新回城。

也正是在这时，他知道了那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

自己离开后的第二天，杨伯恺、吴惠安、余天觉等32人已经在十二桥遇害。那天晚上隔着铁栏杆的一眼，真的成了最后一面。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1950年1月3日、4日和7日，有关方面先后在十二桥和王建墓发掘出35名死难者遗体，后来又将他们与在重庆牺牲的周从化一同安葬。

朱君友能够活下来，也让后人多了一份少见的牢狱亲历记忆。

他后来回忆过余天觉在牢里的歌声，也始终记得杨伯恺隔着铁栏杆看他的神情。2004年10月，朱君友在成都去世。直到晚年，他再谈起1949年那个冬天，最难忘的依旧是那些没能走出牢门的人。

七十多年后，这段历史仍在继续整理。

2026年3月13日，成都十二桥烈士事迹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通过文字、图片和多媒体等形式，重新呈现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发生的相关事件。朱君友的经历，也因此重新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回头再看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其实不只是“死里逃生”四个字。

朱君友能够活着离开，是死亡名单、家族关系、军政人脉、金钱周旋和执行时间同时交织出的结果。他提前一天走出了牢门，而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人，第二天便再也没有回来。

也正因为他活了下来，十二桥那几天发生的许多细节才多了一位亲历者的讲述。一个人在1949年12月6日深夜多走出了那道牢门一步，后来便替许多没能回来的人，多留下了一段可以核对、可以追寻，也不该被轻易遗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