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Aleppo to Aquba：安曼，难民，和夫人外交在安曼和杰拉什的两天，基本是自由活动，看两地的罗马遗迹。其实看过沙漠中的帕米拉之后，真有点“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觉。所以在约旦境内再看这些罗马遗迹，多少只是走个场子，也算是地导安排的项目。你总不能对他说：你们的罗马遗迹不怎么样嘛，看看人家叙利亚……安曼城虽然也是历史悠久，但除了古城高地上的罗马遗迹以外，古迹比较分散，和后来不断扩张的新城基本融为一体。所以它不像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那样，有一个非常明确、由古城墙界定出来的老城区。安曼的另一个特点，是整座城市几乎都由当地出产的白色石灰岩建造。站在市区的高处向下望，整个城市白晃晃的一片，因此安曼有一个很形象的外号——“白色的城”（White City）。就在这座白色的城郊区，我们路过了一处被围墙圈起来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东多次战争的历史，往往绕不开巴以冲突。1948年战争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冲突，使大批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流散到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周边国家。约旦尤其特殊，因为它接纳了数量极其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从难民营外面经过时，我人生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意识到：所谓“难民”，并不是新闻里的一个抽象名词，而是一群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现代人类学和发展研究中，难民问题一直是一个极其棘手的课题。战争让人失去家园，却并不会自动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大量难民来自农村或者城市中较贫困的阶层；原来的财产没有了，原来的职业也很难延续，而收留国本身也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于是，一部分人进入难民营，依靠国际援助生活。战争流亡的后果可以延续几代人。一个孩子可能出生在难民营里，在那里长大，甚至二十年都没有真正离开过。这里有学校，有诊所，有食品分配，但它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对于那些没有故土、没有财产、又缺乏重新开始条件的人来说，难民营很容易变成一种无形的牢笼。而这个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收留他们的国家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替他们解决身份、就业、住房和社会融入的问题。不过，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绝大多数倒并不是一辈子生活在难民营里，很多人早已融入约旦的城市和社会。说到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包容，必须提到约旦王后拉尼雅。拉尼雅出生于科威特的巴勒斯坦家庭，父母都是巴勒斯坦人。她在科威特接受西式教育，后来进入开罗美国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91年海湾战争后，她随父母迁往安曼，之后曾在银行和科技公司工作，直到1993年嫁给当时还是王子的阿卜杜拉。所以她本人其实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个侧影：巴勒斯坦高阶级家庭、流亡科威特、约旦，高度现代化的阿拉伯精英阶层，全都集中在了她的人生经历里。她后来积极参与教育、儿童福利、女性赋权等议题，也因此成为国际媒体非常熟悉的阿拉伯王室女性。她是“夫人外交”的一个典型。这里的“夫人”，包括王后、总统夫人这类高等级政治伴侣。她们未必拥有丈夫那样正式的政治权力，却拥有另一种特别的软实力：美貌、亲和力。黛安娜就是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我对英国这个早逝的王妃虽然一直有些同情，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她个人，而是她所代表的这种现象：一个原本并没有政治职位的王室女性，却可以凭借个人魅力和媒体影响力，成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形象之一。她后来积极参与儿童福利、艾滋病防治、反地雷等人道主义事业，使这种“夫人外交”具有了超越王室礼仪的意义。所以，拉尼雅也常常被西方媒体称作“阿拉伯世界的黛安娜”。这个称呼在当时看来其实颇有道理：同样年轻、美丽、嫁入王室，同样拥有极强的国际媒体号召力，也同样把大量公众注意力带到了儿童、教育和人道主义问题上。拉尼雅还同时让我想到另一个人——叙利亚总统夫人阿斯玛·阿萨德。那时的阿斯玛其实也正处于她最受西方媒体关注的阶段。她出生、成长于伦敦，接受英国式教育，后来进入金融业工作。嫁给巴沙尔·阿萨德之后，成为叙利亚第一夫人。当时的叙利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巴沙尔上台不久，西方媒体对这个年轻的叙利亚领导人和他的英国出生的妻子都抱有不少期待。阿斯玛尤其容易被塑造成一个现代、世俗、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女性形象。现在回头看，这种形象与后来发生在叙利亚的事情之间，反差实在太大。我2004年在叙利亚旅行时，绝对不可能想到，几年之后，这里会陷入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毁灭性战争。2011年，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随后逐渐演变成武装冲突和全面内战。到了后来，政府军、反对派、极端组织以及各种地方武装交错其中，俄罗斯、伊朗、美国、土耳其和其他地区国家也陆续卷入。而那时的阿斯玛，也已经不再是西方媒体眼中那个可以代表“现代阿拉伯女性”的轻盈符号。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你在某个时间点看到的一个国家，只能是它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瞬间。我在大马士革、帕米拉、安曼看到的，是一个当时有着和平稳定的一个片段。后来再回头看那些照片，才会意识到，我们拍下的其实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