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记载，画面中的毛泽民少见的在苏联的留影，他在苏联见到了贺子珍，和岸英岸青欢聚一堂。 李敏却是最后一个见过二叔的毛家人。
1939年6月初，毛泽民抵达莫斯科。此前一年多，他原本准备经新疆赴苏治病，却在1938年2月途经迪化时留下工作，化名周彬。新疆官方资料显示，他此后参与整顿财政、筹办新疆商业银行。1938年12月5日，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1939年1月1日银行正式成立，2月1日发行新币。新纸币分10种面额，旧省票4000两兑换新币1元，喀什票160两兑换1元。
因此，毛泽民这次去苏联，不能只理解成探亲和养病。他从新疆带到莫斯科的，还有一线工作的材料。乌鲁木齐烈士事迹陈列馆公开资料显示，他到莫斯科后撰写《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等材料，相关报告近10万字。1939年7月8日的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会议，也留下了他的发言记录。
亲人重逢，是这段经历最容易被照片留下的部分。贺子珍当时在苏联，毛岸英、毛岸青也已在那里生活多年。人民网党史资料记载，兄弟二人1938年底转入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1939年毛岸英进入苏联十年制学校六年级。1939年8月26日，国内还给兄弟二人写信，并托人购书寄往苏联，只是书后来在途中遗失。
毛泽民早年曾参与把两个侄子转移到上海。这次在莫斯科再见，已经相隔多年。与其把这张照片写成传奇，不如把它看成战争年代一次难得的家庭重合：几个人原本沿着不同的路线生活，却在1939年的莫斯科短暂聚到了一起。
更有史料价值的，是毛泽民留在莫斯科的档案。1939年12月28日，他应要求代兄长填写《个人履历表》。这份表共4页，涉及个人经历、家庭和社会关系等内容，其中母亲姓名写作“文素勤”。后来韶山方面重新核查家族资料，2009年7月起正式采用“文素勤”这一姓名，同时保留“文七妹”的俗称。
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还从莫斯科致信季米特洛夫，就中共七大筹备中的组织问题提出意见。这封信后来收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由此可见，他在苏联期间并非单纯休养，而是持续整理材料、汇报情况并参加相关讨论。
1940年初，毛泽民结束苏联行程，返回新疆。此后局势恶化。新疆官方资料记载，1942年他遭软禁，随后被捕，1943年在新疆遇害。
李敏与二叔最后一次见面的说法，也出现在这一阶段。人民网资料确认，1941年，不满4岁的李敏被送往苏联与母亲贺子珍团聚，后来在那里见到毛岸英、毛岸青。 一些回忆材料称，她途经迪化时曾见过毛泽民，因此被称为“最后一个见过二叔的毛家人”。不过现有权威公开资料不足以逐一排除其他亲属后来见面的可能，这一说法更适合作为回忆记录，而非绝对结论。
把时间排清楚，这段往事反而更有分量：1938年毛泽民留在新疆，1939年赴苏，1940年初返回；1941年李敏赴苏；1943年毛泽民遇害。照片定格的是短暂相聚，档案补上的却是一条完整的人生轨迹。
战争年代，家庭团聚常以年计算，以千里计程。有人从上海到莫斯科，有人从新疆再赴苏联，有人幼年便踏上远行。后来，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新的生活开始；而那些没有等到新时代的人，则留在照片、信件和档案里，成为后来者理解那个年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