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她牵着儿子走出民政局时，手里只剩一个装着证件的薄信封。前夫的车从她身边开过，没有减速。
租来的房子很小，鞠萍把唯一的卧室给了儿子，自己睡在隔断出来的小厅里。第二天一早，她必须五点起床，赶去录制《大风车》。化妆时，她用粉底仔细盖住眼底的青色，镜子里的笑容和屏幕上一模一样。只有她自己知道，口袋里那张工资卡，余额刚够付清下季度房租。
节目录制间隙，她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在那头说“一切都好”，声音很平静。但晚上鞠萍回到家，发现垃圾桶里有两团揉皱的数学试卷，上面用红笔打着大大的叉。她没问，只是坐在儿子身边，一道题一道题重新讲。孩子靠在她身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经济压力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台里虽然稳定，但单亲妈妈的工资，应付完房租、学费和日常开销，便所剩无几。她开始利用一切休息时间接零活——给少儿读物配音，主持企业的亲子活动，甚至在周末商场开业庆典上扮演卡通人物。这些活儿报酬不高，但能现金结账，她需要这些散钱来填满每个月的缝隙。
儿子变得越来越安静。放学后总是直接回家，很少和同学出去玩。有一次鞠萍提前收工，去学校接他，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操场边上，看着别的孩子踢球。她走过去，儿子仰起脸，很快地笑了一下：“妈妈，今天怎么这么早？”
鞠萍蹲下来，拍了拍他膝盖上的灰：“想不想去吃点东西？妈妈今天拿到配音的报酬了。”
他们去了家小店，点了两碗馄饨。儿子吃得很快，吃完后看着碗底，忽然说：“妈妈，我以后也想当主持人，像你一样，赚钱。”
鞠萍喉咙一哽，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傻孩子，你只要好好读书。”
日子在精打细算和疲于奔命中流过一年。鞠萍几乎忘了自己曾是家喻户晓的“姐姐”，她现在只是一个必须同时打好几份工的母亲。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夜，她刚结束一场商场主持，穿着单薄的卡通外套在公交站等车。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盯着她看了许久，迟疑地开口：“请问……你是鞠萍吗？”
鞠萍下意识地拉了拉湿漉漉的假发，点了点头。
那位女士是本地一家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她没多问鞠萍为什么在这里，只是说基金会正在筹备一档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节目，缺一位有经验、又能让孩子感到亲切的主持人。“我们预算有限，可能给不起太高的报酬。”她有些抱歉地补充。
“我愿意。”鞠萍几乎没有犹豫。
这档公益节目让她重新回到了熟悉的聚光灯下，虽然报酬远不及商业活动，但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有尊严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节目需要走访许多家庭，儿子有时会跟着外拍团队一起去。他看到了更多不同的生活，眼神里渐渐有了之前没有的东西。
一次去山区拍摄，回程的车上，儿子靠着她睡着了。鞠萍看着他被日光晒红的脸颊，想起前夫提出的那个“二选一”的冰冷选择。她轻轻搂住儿子。
三年后，鞠萍用积攒的钱，加上公积金贷款，买下了一套两居室。搬家那天，儿子已经比她肩膀高了。他独自扛着最大的一个箱子走进新家，放在客厅中央，然后转身，很认真地对她张开了手臂。
鞠萍愣了一下，走过去，抱住了他。
“妈，”儿子在她耳边说，声音有点闷，“以后我养你。”
鞠萍没说话，只是抱得更紧了些。窗外阳光很好，照在新家的地板上，亮堂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