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胡适在《史大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中，对张学良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胡适写这话的时候，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关在台湾好几年了。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正坐在井上温泉的院子里剥花生。旁边有个看守他的老兵叫刘德贵，山东人，跟了他快三年，算是能说上几句话的。张学良把花生壳捏碎，仁儿丢进嘴里嚼，嚼完了才说：“胡适之这个人，我认识。当年在北平，他来讲学，我请他吃过饭。他那时候对我客气得很，说少帅年轻有为。现在骂我竖子，竖子就竖子吧。”
刘德贵不敢接话。张学良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我信了两个人。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周恩来。蒋先生让我不要打日本人，先安内。周恩来让我不要打内战，先抗日。我听来听去，觉得两边都有道理。结果呢？我把自己听成了个罪人。”
他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院子外头有宪兵换岗，皮鞋踩在石板上咔咔响。张学良盯着那方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不大，但刘德贵听得后背发凉。张学良说：“胡适说我没成熟。他说得对。我三十六岁那年干的事，现在四十九了回头看，确实像个孩子。可你要知道，一个孩子手里攥着二十万东北军，那是什么光景？我爹被日本人炸死的时候，我二十七。我接手的时候，底下那帮老将哪个服我？我抽大烟，玩女人，他们才觉得我像个少帅。我要是不那样，他们早把我架空吃了。”
刘德贵递过去一杯水。张学良接了没喝，放在石桌上。他接着说：“西安那件事，我本意是好的。可好的本意办出来的是什么事？我把蒋先生扣了，又把他放了。放了他，我又非要送他回南京。周恩来拦我，说汉卿你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我说我得去，我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结果交代了半辈子，交代到这山里来了。”
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下去：“胡适骂我夜郎自大。夜郎自大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那时候确实不知道。我以为我能左右局面，我以为我扣了蒋先生，共产党和国民党就能坐下来谈。谈是谈了，可谈完了呢？我成了两边都不待见的人。蒋先生恨我，共产党那边，周恩来倒是念旧情，可他也救不了我。我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把自个儿看得太重。”
刘德贵忍不住问了一句：“那您后悔吗？”
张学良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被关了十几年的人。他说：“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我太莽撞，把东北军带散了，把自个儿搭进去了。不后悔的是，我干了那件事，全国都知道了抗日这件事不能再拖。我张学良一个人换四万万人的觉醒，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
他说完端起水喝了一口，又放下。“胡适之在书里写我，他写他的。我在这山里待着，我待我的。他说的那些话，我年轻时候听了肯定跳起来。现在听，就当是听一个老朋友骂我。骂得对不对？对一半。可那一半不对的，他不懂。他一个读书人，不懂带兵的人心里想什么。我带兵的时候，二十万人的命在我手里攥着。那种滋味，他没尝过。”
天快黑了，刘德贵要去点灯。张学良叫住他：“你明天去镇上，帮我买份报纸。要是还有胡适的文章，你给我念念。”刘德贵应了一声。张学良又补了一句：“念的时候别漏字。他骂我，我也得听全了。听全了，我才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那天晚上，张学良在灯下写了一首诗。写完了又撕了。刘德贵收拾屋子的时候看见纸篓里有碎片，拼起来看，只有两句完整：“不怕人家骂竖子，只怕自家负初衷。”他没敢问，把碎片收走了。张学良在里屋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再就没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