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90周年 作为一个喜欢长征历史的军迷，一直对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技术兵器比较感兴趣。这次的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对于这一话题，也有相应的展陈设计。本次展览展出了红军用过的收发报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小米加步枪”是我们对红军装备的普遍印象，可是鲜为人知的是，正是红军以超前的意识，及时应用了无线电通信这一当时的高科技手段，从而在信息情报上与国民党军队形成对等甚至占优的格局。在红军反“围剿”斗争和长征的无数战斗中，武器装备占劣势的工农红军，能够灵活机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正是得益于红军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军也曾缴获过电台，但是不会操作，只能忍痛毁弃。培养红军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成为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心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人才，建立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部队。1931 年1 月28 日，红军发布了《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中明确指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电报，确有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察得到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的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各部接到命令后，须即按照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认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重要。” 各部队按照规定条件选送了学员。到长征前夕，1931年2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先后开办了十一期培训班，一共培养报务、机务等包括李白在内的各类通讯人员两千一百余人， 其规模在根据地的各类学校中首屈一指，培训班扩编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这些学员陆续充实到各级通信分队，为无线电通信的发展提供了人员条件。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日益发展壮大。长征之前，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坚强的通信保障部队，成为红军大范围运动战取胜的“秘密武器”。而国民党部队却对此漠然不知，直至红军进入云南后，二局参谋陈仲山不幸掉队被俘，国民党才发现红军的破译能力。云南军阀龙云急电蒋介石说：“红军已将国民党军各方来往的电报完全翻译成文，无怪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都甚为明了，知所避趋”。在长征中，这支通信部队的主要作用分为两方面：对敌侦听破译和保障红军通信指挥。长征途中，通过侦听和破译，红军能准确了解敌人的行动部署。在渡金沙江时，情报还是起了关键的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保障红军通信指挥和协同是无线电通信的另一重要作用。长征中，敌人围追堵截,我军处于高速度运动和频繁作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顺畅的无线电通信，在广阔的地域指挥各军团作战就显得更为重要。“四渡赤水战役期间，及时收发大量电报，仅军委和各军团间即达300余份，其中朱德总司令签署的达200份以上，可靠的保障了军委对各兵团的作战指挥。” 根据军委命令，刘伯承率中路纵队先遣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并巧渡成功，随军的无线电二十九分队立即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河”，传递了及时可靠的信息，使一、三军团能迅速甩开追敌，顺利渡过金沙江。长征期间，军委三局组织直属五个无线电分队和全体通信人员，始终同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保持无线电联络，保障了三支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协同。红军的无线电通信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形成了侦察与通讯指挥的专业化发展，作为当时的一种高新技术，引入无线电通信是红军情报信息手段最具革命性的变革。无线电通信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