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虽然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但是这一次不是蒋介石直接下令杀害的，而是被广东国民党军阀陈济堂杀害的
1931年的广州，有一个很容易被后来人忽略的现实：这里虽然挂着国民党的旗号，却不是南京说一句话，广东就照着执行。就在蔡和森遇害前后，广州与南京正公开闹到几乎分庭抗礼的地步。
这层背景不弄清楚，蔡和森最后两个月的经历就很难真正看明白。
事情的导火索出现在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内部不少派别强烈反弹。广东、广西的地方实力派很快卷了进来，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到了5月，矛盾已经摆到桌面上。
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人在广州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随后又在广州形成一个与南京相抗衡的政权机构。此时的陈济棠不只是一个普通地方将领，他手里握着粤军，也掌握着广东相当大的军政资源。
偏偏就在这种局面下，蔡和森来到了香港。
1931年3月，他按照组织安排，从上海前往香港开展工作。当时广东地区的地下组织连续遭到破坏，香港也谈不上安全。4月中下旬李富春离港后，蔡和森承担起更加重要的工作。
危险很快逼近。
4月底到5月初，香港多处地下组织接连出事。更严重的是，原来掌握中共中央重要机密的顾顺章此前已经叛变。许多地下交通线、联络方式和人员身份，都面临暴露风险。
蔡和森并没有因此离开香港。
6月10日中午，他准备参加香港海员方面的一次会议。周围同志已经意识到风险，希望他不要亲自出面，可他认为会议重要，还是去了。
结果人刚到不久，抓捕随即发生。
蔡和森以及数名工作人员被捕。随后发生的一个细节，决定了他的命运：广东当局很快与港英方面交涉，要求把他送往广州。
仅仅两天以后，也就是6月12日晚，蔡和森被秘密押离香港。
从这一刻开始，他面对的已经不是香港的警察系统，而是陈济棠控制下的广东军政机关。
当时广州和南京正在激烈对峙。陈济棠5月已经公开站到反蒋阵营一边，广东军队频繁调动，粤桂力量也在协调行动。换句话说，南京并不能像正常的中央政府那样直接控制广东军政事务。
蔡和森就在这种政治裂缝中被关进了广州军政监狱。
广东方面当然知道他的分量。
蔡和森并不是普通的地下工作人员。早在1920年留法期间，他就在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并系统讨论党的名称、组织和纪律问题。回国后，他又长期负责理论宣传工作，曾主编《向导》周报，在中共早期理论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
因此，抓到蔡和森，对广东当局来说绝不是一件普通案件。
关押期间，对方希望从他身上获得地下组织的重要情况。蔡和森受到严酷审讯，但没有交出对方想得到的秘密。
时间就这样拖到了8月。
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军政监狱遇害，年仅36岁。从3月抵达香港，到6月被捕，再到8月牺牲，整个过程只有几个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距离九一八事变还有一个多月。
也就是说，蔡和森遇害的时候，南京和广州之间的政治冲突还没有因为东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陈济棠仍然牢牢控制广东军队，广州方面仍保持相当强的独立性。
直到9月18日以后，日本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迅速扩大，国民党内部继续争斗的空间被明显压缩。宁粤双方随后开始寻求妥协，广州与南京的关系才逐渐发生变化。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时间顺序。
2月底，胡汉民被扣；5月底，广州方面与南京公开对峙；6月10日，蔡和森在香港被捕；12日晚被押到广州；8月4日遇害；一个多月后的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把这些日期排在一起，1931年广州的真实权力结构也就显出来了。
陈济棠当时不是等待南京逐项批示的地方官员，而是拥有军队、地盘和财政基础的实力派人物。正因为如此，蔡和森被转交广东之后，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落入广东军阀当局手中。
这也是这段历史最值得认真分辨的地方。
“国民党”是一个政治组织名称，但1931年的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南京、广州以及其他地方实力派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激烈争权。若把所有行动都简单理解成从南京发出一道命令，再由地方执行，就会看不见当时复杂的军阀政治结构。
蔡和森的牺牲当然不会因为这种权力关系的区分而改变性质。真正需要弄清的，是谁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掌握军政机器，又是谁能够直接决定一个被押入广州监狱的共产党人的命运。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研究近代史不能省略的一步。历史不是只记住几个名字，再把所有事件串成一条直线。1931年的中国政局充满分裂和博弈，地方实力派有自己的军队和利益，也有自己的决定。把蔡和森被捕、移交和遇害放回这张权力地图中，才能理解为什么事情最终发生在广州，也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他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依然坚持地下工作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九十多年过去，真正值得留下的，不只是“1931年8月4日”这个日期，还有一个人在明知危险不断逼近时，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所坚持道路的那份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