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庄林早年叛变，致使南京地下党遭受重创。1943 年他赴延安接洽，李克农与他深入交谈，最终决定让他重返山西中统内部，以内线身份为我方输送情报。

1947年前后，李克农手里多了一批特殊情报：国民党中统山西、陕西机构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党政军警宪特方面的大量内部情况。提供这类信息的两条重要关系，一个在陕西，一个在山西。

山西这条线上的人，叫缪庄林。

把时间往前推十八年，这个名字却出现在另一张完全不同的名单上。
1928年，南京地下党组织在破坏后重新恢复。游优哉主持市委工作，缪庄林负责组织，黄人祥负责秘书和宣传，王昭平负责军事。

到1929年2月，南京市委所属组织已经恢复到18个支部、158名党员。
组织委员处在人员关系和组织联系的中间位置，一旦这个环节暴露，危险会沿着联络关系向外扩散。

1929年4月，缪庄林被捕，随后叛变。市委马上调整领导关系，游优哉离开南京后不再返回，黄人祥接手工作。

两个月后，王昭平又叛变，供出黄人祥、余汛宇的身份和住处，黄人祥随后被捕并牺牲。
南京地下党的这场重创不是一次逮捕造成的孤立后果，而是组织委员被捕、领导关系调整、军事委员再次叛变接连发生后形成的连续破坏。

缪庄林此后进入国民党情报系统。

抗战时期，中统在山西设置调查统计机构，内部有情报、组训、总务等部门，并向各地伸出工作站和秘密小组。它要搜集八路军、中共根据地以及山西地方军政系统的情况。

缪庄林长期留在这一体系中，后来成为山西中统机构的重要负责人。

1943年，他经过延安，向中共方面表示愿意合作。李克农同他深谈后，没有把他留在延安，也没有把他转成公开干部。缪庄林仍回到原来的活动范围，继续待在国民党情报机构内部，从此秘密为中共工作。

1929年的叛变记录没有取消，南京地下党受到的损失也没有被后来行为覆盖。与此同时，缪庄林已经在中统内部形成了别人难以临时复制的位置。组织没有用一个新的公开身份替换旧身份，旧身份反而被继续保留。

中统的工作依赖内部机构、通信系统和单线联系。缪庄林继续被对方视为本系统人员，才能接触密码、人员和内部活动情况。一旦公开离开中统，这些条件也就随之消失。

1943年的延安接洽没有给他换一张新的身份牌，而是让他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

后来收到的东西，很快体现了这个位置的用途。李克农通过缪庄林和陕西方面的李茂堂，掌握了山西、陕西中统机构的密电码和大量内部情报。延安周边的敌情、社情和特务活动，因此多了一条从国民党情报机构内部伸出来的渠道。

缪庄林能提供什么，也有明确范围。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撤离并转战陕北，中央情报系统同时依靠多条渠道搜集军事和政治信息，警卫部队、军事指挥机关和其他情报人员各自承担任务。缪庄林送来的，是中统一侧能够接触到的密码和内部情况，中央撤离延安以及后来各项军事行动，并不是一条内线单独完成的结果。

更能看出1943年处理方式的，是缪庄林后来仍留在原机构。
1947年中统改组后，山西调查统计室改称党员通讯组，缪庄林继续担任负责人之一。机构名称换了，他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的公开位置没有突然消失。国民党方面仍把他放在自己的情报链条上，中共方面则从同一位置取得对方内部信息。

南京时期留下的责任，与后来输送情报形成的作用，就这样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前者没有因为后者出现而消失，后者也没有因为前者存在而失去实际价值。

李克农在1943年留下的，并不是一个重新公开归队的人，而是一个仍然嵌在中统体系里的位置。

1929年，南京地下组织因为接连叛变不断暴露；十多年后，山西中统内部的密码和情报又沿着缪庄林这条线流向延安。同一个人，两次处在秘密组织的关键连接处。

第一次，组织关系因他的叛变遭到破坏；第二次，对方体系内部的信息又从他的手中向外流出。

1943年那次谈话之后，缪庄林没有离开中统的办公室。他继续坐在原来的系统里，身份表面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信息流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