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肚大肥圆，爱吃辣椒，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主要信源：（新民晚报——为一个人 逛一座城 | 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曾住在愚园路）

1997年12月的北京，董竹君在一场睡梦里过完了一生。

她97岁，床头搁着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头那句话至今还有人念.

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她这97年用行动把这话过了一遍，偏偏最扎人的一段，要数七十几年前成都夏家那个彻夜透风的腊月。

那一年她25岁，刚仰躺着生下第五个孩子。

夏家全家人都盯着这一胎，祠堂求过，郎中请过，都说是个儿子。

产婆从门帘缝里探出头，声音没了底气，说又是一位小姐。

夏之时把烟枪扔在桌上，几步迈进屋来，扯住她头发，说盼来盼去，盼回一个赔钱货。

她没喊一声，眼泪倒是一滴都没掉。

她早就看明白了，在这家里头，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命贱得像草。

前四个女儿落地，她不是没见过这男人的冷脸。

大女儿出生，他连襁褓都没看，二女儿落地，他在外头喝了一夜花酒；后头两个，更是不必提。

每次产后她虚弱得厉害，可没人问她身上疼不疼。

有一回她争了几句话，夏之时顺手抄起厨房的菜刀，追得她光脚跑过石子地，脚底叫碎石割出口子，她硬生生没有停下。

她命里也不是没有过亮色，15岁那年，她还在上海四马路一间青楼里唱曲。

家里穷，父亲病，13岁被押去做清倌人，只卖艺。

后来碰见一个逃亡的革命党人，就是夏之时。

她拿攒下的碎银帮他躲过追捕，自己翻窗跳上黄包车跑了出来。

夏之时说要替她赎身，她偏不肯，说要是花钱买了她，日后在他跟前一辈子直不起腰。

她那时的胆气，后来连夏之时的一片衣角都比不上。

两人是去了东京的，那两年是这部戏里少有的暖调子。

夏之时给她请先生，教她日语数理，她考进了女子高等师范。

革命党聚会他带着她，对人说自己的夫人读过书有见识。

她以为这份好日子能过一辈子，哪里知道，人一落地四川，官场失意，烟瘾和脾气一起上来，从前的承诺就成了年轻不懂事。

她忍了10年，忍到第五个女儿落地，她明白，不走，她自己的孩子也得一遍遍活成一个赔钱货。

1929年开春，她提了离婚。

夏之时当她是赌气，料她走不出去，撂话说，要是她能在上海活得下去，他手掌煎鱼给她吃。

她签了字，不带一分钱，领着四个女儿上了船，船离岸那刻，她始终没有回头，腰杆子扎得笔直。

上海向她亮出獠牙，她租小房，当掉金镯，办起纱管厂。

厂房刚冒出点起色，闸北挨了日本人的炸弹，机器连着希望一块儿炸成瓦砾。

她又被举报参加过抗日宣传，投进监牢关了四个月，放出来时人瘦成一把骨头。

四个女儿在门口等她，她没哭歪，拢住人说了句回家。

随后一个四川商人看中她的韧性，借钱让她开馆子。

她用这钱在法租界支起锦江川菜馆，把四川那股麻香扎进上海的菜盘子。

没几个月，门口排队排到巷尾，杜月笙也来等过位子。

她不管来的人是哪个堂口的，菜照做，钱照收，账照算。

她还雇女跑堂，手把手教她们识字算盘，一间馆子硬是养出一批能独立吃饭的女人。

抗战来了，锦江楼上那道窄门成了地下党递话的地方。

文人来，军人也来，窗台摆暗号，风头不对就往后门散。

放在今天的人眼里，她一个开馆子的女人做这些事，胆子大得离谱。

她却觉得，最坏的罪名她都领教过，不差这一桩。

新中国成立，她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把两家锦江并起来，完整捐了出去。

国家在这副家底上搭出锦江饭店。

她则揣着几件旧衣裳上北京做了政协委员，该写提案写提案，该跑调研跑调研，人家劝她这把年纪还忙什么，她说她这辈子就没学会歇。

她带出来的四个女儿也没给她丢脸，学琴的成了教授，留洋的做了社会福利。

学电影的参与创办八一电影制片厂，最小的进了外交部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那些年被人从嘴角挑出去的一片片赔钱货，到后来一个个活成人人正眼相看的模样。

听说夏之时晚年落魄，听到女儿们的名字时愣了很久，某天真把手掌放在火上，煎了一条鱼。

那晚他喝空一瓶酒，说自己这辈子看错了一个人。

她有没有儿子，从来就不耽误她把自己的命和女儿的命修整出一条大道来。

她一身旧病离世，却留下一句硬气话，人这一生，哪怕在谷底，也要站着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