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临死前最牵挂的两个人，一位是张学良，另一位竟是他

1973年一个平常的工作日，周恩来总理正在中南海办公室批阅文件。当工作人员汇报一位叫吴石的将军在台湾牺牲的情况时，周总理手里的笔“啪嗒”一声掉在桌上，沉默良久后，他立即把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下达了明确指令：“彻查清楚，保护好剩下的同志。”

李克农进来时，周恩来已重新拿起笔，但笔尖悬在纸上，一个字也没写。他抬头看李克农，眼神很沉。

“台湾那边，吴石的事，”周恩来说，“我们还有多少人？”

李克农顿了顿：“直接联系的线断了。其他同志暂时安全。”

“暂时？”

“我们在查。”

周恩来放下笔，手指在桌沿轻轻敲了两下。“家属呢？”

“儿子还在农村。女儿在医院工作，但档案里仍有‘特嫌家属’的备注。”

周恩来停住手，没说话。过一会儿，他说：“把吴石的材料，再报一次中央。要快。”

李克农点头，却没走。他看见总理侧过脸，望着窗外。

“总理，当年派他去台湾……”

“是我同意的。”周恩来接得很快，声音不高，“他本可以不来。”

屋里静了。李克农看见周恩来伸手去拿茶杯，手在半空停了一瞬，转而扶住了椅背。

“他留下两个孩子。”周恩来说，“父亲是英雄，孩子不能背着黑锅。”

材料第二天就送到了周恩来桌上。他翻开第一页，是吴石年轻时的照片，穿着国民党军装，眼神很静。周恩来看了很久，然后从笔筒里抽出红笔，在报告空白处写下批示。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秘书进来送药，看见他手里还捏着那份报告。

“总理，该休息了。”

周恩来睁开眼。“这份批文，立刻送出去。”他顿了顿，“要亲手交到办事人手里。”

批文送走后，周恩来连着工作了十个小时。夜里，秘书又进来，发现他还在看台湾方面的情报汇总。

“吴石的事，”周恩来忽然开口，像是对秘书说，又像对自己说，“我们欠他一个名分。”

秘书没敢接话。

“他牺牲二十三年了。”周恩来合上文件夹，“二十三年，孩子都长大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一片漆黑。

“明天开会，”他说，“我要提这件事。”

会上有人反对，理由很现成：吴石曾是国民党高官，公开追认影响复杂。周恩来听他们说完，才开口。

“他提供江防图的时候，是不是国民党？”他问，“他送情报出来，有没有想过退路？”

没人回答。

“我们讲实事求是。”周恩来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楚，“他为革命死了，就是烈士。他的孩子，就是烈士子女。这事没有讨论余地。”

散会后，叶剑英留了下来。

“恩来，你脸色不好。”

“没事。”周恩来揉了揉眉心，“就是想起来，1948年见他那次，他问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

“他问，胜利以后，像他这样的人，能不能光明正大回家。”周恩来停了停，“我说，当然能。”

叶剑英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周恩来说，“该兑现了。”

批文正式下达那天，周恩来在文件上签了字，对秘书说：“给福建那边去个电话，问问吴石老家的房子还在不在。”

“总理，您是要……”

“先问问。”

电话很快回了过来：老宅还在，但已经住了别人。

周恩来听完，点了点头。“知道了。”

他没再说什么。那天下午，他照常工作，批阅其他文件。只是秘书注意到，他中间停了一次，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册子，翻到某一页，看了几分钟。

册子是当年隐蔽战线人员代号名录。那一页上，写着“密使一号”。

周恩来用手指摸了摸那四个字，然后合上册子，锁回抽屉。

晚上，他见了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

“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说，“要记住。”

罗青长点头：“一直在联系。”

“特别是两位。”周恩来看着他，“张学良，还有吴石。”

“吴石已经牺牲了。”

“我知道。”周恩来望向窗外，“所以更要记住。”

他说话时，手轻轻按在胃部。罗青长注意到了，但周恩来神色如常，继续说工作安排。

直到最后，罗青长起身要走时，周恩来又叫住他。

“如果有一天，”他说，“吴石的骨灰能回来，要葬在北京。”

“是。”

“要离我们近一点。”

罗青长走后，周恩来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秘书进来开灯，看见他手里拿着吴石那张年轻时的照片。

“总理？”

“没事。”周恩来把照片收进文件夹，“今天还有几份文件？”

他继续工作，像往常一样。只是那天夜里，他办公室的灯亮到了凌晨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