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谈张学良
戴笠私下和亲信坦言：“汉卿为人豪爽，重情义，有英雄气概。我早年和他在北平、汉口交往，相处还算融洽。”西安事变后，戴笠随宋美龄、宋子文前往西安和谈，一下飞机就被收缴枪械，并被软禁，戴笠事后直言：“汉卿当日若取我性命，易如反掌。他始终留一线，还算顾及往日情面。”
四月的重庆还有些湿冷。戴笠从侍从室出来，没回办公室，直接去了朝天门码头。他没有带护卫，只让司机把车停在远处等着。
码头边上，一个戴毡帽的中年男人蹲在石阶上抽烟。戴笠走过去，也蹲了下来，递了一支烟过去。
男人没接，只是抬眼看了看戴笠。“雨农兄，这个月，能不能多批点纸笔？”
“你要多少？”
“一本字典，十本笔记本，再加些报纸。旧的也行。”
戴笠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些不是张学良自己用，是给他身边几个年轻人要的。幽禁久了，张将军把身边看守的年轻军官都当成了学生，有空就教他们识字、讲历史。
“明天我让人送来。”戴笠顿了顿，“不过报纸不能给近期的，只能给三个月前的。”
男人把烟头摁灭在石阶上，沉默了一会儿。“他最近常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西安的指挥所里，电话铃一直在响，就是没人接。”
戴笠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梦是梦。你回去告诉他，只要他安分，读书散步这些，我不会为难。但有一条，别动离开的念头。”
毡帽男人也跟着站起来，微微躬身。“我明白。”
这次会面后半个月，戴笠批了一笔特别的经费。不是给军统的行动队，而是让副官去采购了一批书籍，从《资治通鉴》到《几何原本》，连带一套精装的《辞海》，都送去了贵州阳明洞。
副官有些不解。“局座，这些书，张将军那里怕是放不下吧？”
戴笠看着窗外。“放不放得下，是他的事。送不送，是我的事。”
书籍送到那天，张学良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看着一箱箱书搬进来，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摩挲着《辞海》的硬壳封面。送书的军官注意到，他翻到“义”字那页，停留了很久。
一个月后，戴笠接到贵州方面的密报，说张学良开始系统地教几个年轻的看守军官读书，从《论语》讲到《史记》。密报里还提到，有一次讲课讲到“士为知己者死”时，张学良忽然停顿，望向窗外，低声说了句：“可惜，知己难求。”
戴笠把密报烧了。他没有向上汇报这个细节，只是在下次审批日常用度时，又多加了一项：每月给阳明洞送一批笔墨纸砚。
1946年初，戴笠亲自去了趟贵州。他没提前通知，到了阳明洞，看见张学良正在院子里临帖。宣纸铺在石桌上，写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汉卿的笔力，比以前更沉了。”戴笠站在几步外开口。
张学良没有抬头，写完最后一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才放下笔。“雨农兄是来检查我有没有异动？”
“我来看看故人。”
两人在院子里走了几圈。戴笠问起日常起居，张学良答得简短。临别时，戴笠忽然说：“如果当年在西安，你动手杀了我，现在会怎样？”
张学良停下脚步，转头看着他。“杀了你，蒋先生还是会派别人来。我的事，不在杀不杀一个人。”
戴笠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上车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张学良已经回到石桌前，继续提笔写字，背影挺直，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少帅。
回程的车上，随行的亲信小心翼翼地问：“局座，您为什么对张将军……”
戴笠闭着眼，过了很久才回答：“我不是在对他好。我是在对‘情义’这两个字，留一点余地。”
三个月后，戴笠的飞机在岱山失事。消息传到阳明洞时，张学良正在读《史记·刺客列传》。他合上书，走到窗前，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第二天，他让看守军官给重庆发了一份唁电。电文很短，只有八个字：“故人已逝，幽谷同悲。”
电文没有署名，也没有落款。但军统值班的人员都知道是谁发来的。他们请示了上级，最终把这份电文归档时，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小字：
“张氏所发。按戴局长生前嘱，此类私人电文，不作审查，不予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