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张作霖的三姨太为了泄愤，把侍女抽得遍体鳞伤。张作霖暴怒，一脚踹开房门，当众怒斥她：“你不愿意在家里待，就给我滚！”，姨太羞到无地自容，第二天决定削发为尼。

戴宪玉站在院子里，头发已经剃干净了，头皮凉飕飕的。老尼姑把一套灰布僧袍递给她，她接过来，慢慢穿上。布料粗糙，磨得皮肤发红。

帅府那边没人来找她。她也不指望谁来。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诵经，饭后打扫庭院。庵里人不多，都很安静。有个小尼姑偶尔偷偷看她，眼神里带着好奇，但不敢多问。

一个月后，有个脸生的妇人送来一个布包。戴宪玉打开，里面是几件她以前的贴身衣物，还有一封信。信是张作霖的副官写的，说大帅吩咐把这些送来，另附了些银钱，已在庵里捐了香油。

她把信折好，放进衣箱最底下。银钱原封不动交给了住持。

日子一天天过。春天来了，院子里的老树发了新芽。

有天下午，她在后院晾衣服，听见两个香客在前殿说话。一个说：“张大帅最近又纳了一房。”另一个说：“是三姨太走了之后的事吧？”声音压低了些，“听说那位性子太烈，容不下人。”

戴宪玉继续晾衣服，一件件抖开，挂好。

傍晚诵经时，她走神了。想起刚进帅府那年，张作霖带她去骑马。马跑得快，她吓得抓住他的袖子。他大笑，说：“怕什么！”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弟弟被枪毙前，曾托人带话给她，说：“姐，别求情了。”她没听，还是去求了张作霖。张作霖当时在看地图，头也没抬，说：“军法不能乱。”

她跪下了。张作霖转身出门，叫卫兵进来把她扶出去。

从那以后，她再没主动和他说过话。

庵里的日子简单。她手上的茧慢慢厚了，以前戴戒指的地方留下一圈浅白的印子。

又过了几个月，住持找她，说帅府派人来问，要不要回去过年。戴宪玉摇头。住持叹了口气，没再劝。

腊月里下大雪，庵门早早就关了。戴宪玉在禅房里抄经，抄到“恩怨俱忘”四个字，笔尖顿了顿，墨点晕开一小团。

她换了张纸，重新写。

开春时，她开始跟着住持学针灸。手指按在穴位上，要稳，要准。有次给一个头疼的老妇人施针，扎完后，老妇人拉着她的手说：“师父手真稳。”

她笑了笑。这是进庵后第一次笑。

夏天最热的时候，帅府来了个老妈子，是以前伺候过她的。老妈子偷偷塞给她一包点心，说：“三太太，您瘦了。”

戴宪玉说：“这里没有三太太。”

老妈子抹了抹眼睛，走了。点心她分给了庵里的小尼姑。

秋叶落的时候，她收到一封信。是老家堂妹写来的，说父亲病了，想见她。戴宪玉拿着信去找住持，住持说：“回去吧。”

她摇摇头：“出家人，尘缘已了。”

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那天，她在佛前多上了一炷香。香燃了很久。

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除夕夜，庵里也包了饺子。戴宪玉吃了两个，放下筷子。窗外远远传来鞭炮声，隐隐约约的。

小尼姑问：“师父，你想家吗？”

戴宪玉看着跳动的烛火，说：“这里就是家。”

小尼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又过了一年，张作霖当了奉天督军。消息传到庵里，大家都小声议论。戴宪玉在扫院子，扫帚划过青石板，沙沙的响。

住持有天对她说：“你要是想还俗，现在也行。”

戴宪玉说：“不用了。”

她真的不想了。帅府的日子像上辈子的事，那些争宠、赌气、不甘心，都淡了。现在每天醒来知道要做什么，踏实。

她偶尔还会想起那个被打的侍女。不知道后来去了哪里，伤好了没有。这事她后悔，但后悔也没用。

1920年，戴宪玉生了场病，咳了两个月才好。病中她梦见弟弟，还是十七八岁的模样，笑着喊她姐。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小块。她坐起来，喝了口水，水是凉的。

病好后，她更瘦了。但精神还好，每天还是诵经、干活、学医。

有天她在后山采药，听见山下有军队走过的声音，轰隆隆的。她站在山坡上看了一会，直到声音远去，才背着竹篓慢慢往回走。

回到庵里，小尼姑跑来说：“刚才有军官来捐钱，听说您在这儿，没说什么就走了。”

戴宪玉“嗯”了一声，把草药摊开晾晒。

她大概知道是谁。但知道不知道，都一样了。

太阳快落山了，余晖照在晾晒的僧袍上，灰扑扑的颜色竟也有了些暖意。她收回衣服，一件件叠好。

明天还要早起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