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0岁的徐中夫，是公开批评莫言及《丰乳肥臀》最为严厉的“军官”，网上一篇题为《为啥多是军旅作家批莫言，而不是军官？》问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文学家当然更关心，但这个问题没有难度。
 
1996年第12期《中流》杂志，刊登了一篇采访，题目是文坛的堕落和背叛，在山东高密地区战斗过的老红军老八路看丰乳肥臀。杂志专门找来三名老同志，贾若瑜、徐中夫、李奎生。
 
三个人都曾长期在高密一带参加抗日斗争，对当地根据地的生活并不陌生。他们见过部队怎样行军作战，也见过军民如何相处，更清楚当年普通百姓为抗战承担了什么。
 
读完小说后，三人都认为，书中涉及胶东抗战的部分，与他们亲眼见过的历史相差太大。问题不只是某个细节对不对，而是作品里的不少情节，让他们觉得当年的抗日队伍被写得过于负面，地方军民关系也遭到了扭曲。
 
三个人的态度有差别。贾若瑜和李奎生更多是指出历史情节失真，谈的是自己经历过什么，小说又写成了什么。徐中夫则把话说得更直接，他认为作品格调低下，内容粗俗，还刻意歪曲敌后抗战经过，抹黑了曾经舍命保卫家乡的八路军队伍，甚至提出应当把这本书列入低俗读物管理范围。
 
为什么他会如此激烈？
 
因为徐中夫不是站在书斋里判断一段历史。他在高密地区打过多年鬼子，对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有自己的记忆。在他的印象中，部队纪律严格，军民互相支持是普遍现象。小说里出现的那些负面描写，与他的亲身体验差距太大。
 
一个人读到和自己一生经历完全相反的文字，反应自然不会只停留在文学技巧上。对徐中夫来说，这不只是虚构得像不像，而是家乡的抗战记忆有没有被尊重，牺牲过的人有没有被这样重新解释。
 
那段时间，围绕《丰乳肥臀》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中流》从1996年第5期到第12期，连续刊发十几篇评论文章。魏巍、刘白羽等军旅作家先后发表意见，他们长期书写革命历史，对这类题材有一套比较明确的判断标准，哪些可以艺术加工，哪些不能随意改写，他们看得尤其重。
 
这就解释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象。军旅作家本来就在写作，也熟悉报刊发表规则，遇到争议后，能够迅速写出评论文章，形成公开讨论。真正上过战场、参加过地方抗战的老干部，很多人并不从事文学工作，也没有主动参与文坛争论的习惯。
 
他们有意见，会不会写成文章？未必。会不会主动投稿？更少。除非媒体专门上门采访，否则很多亲历者的看法，很可能只停留在私下交谈里。
 
所以，批评声音里军旅作家占多数，并不代表亲历战争的老同志没有意见，更不能简单理解成军官群体默认了小说的写法。发声数量和真实感受，本来就是两回事。
 
徐中夫的经历也很特别。他一生长期扎根胶东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又常年驻外从事外交工作。离休之后，他仍然关注革命历史传播。这样的人平时未必会追着文学热点表达看法，但看到与个人经历完全相悖的抗战叙述，还是选择把话说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后人在整理那次采访时，普遍把他看作三位老人中批评最重的一位。不是因为他身份最高，也不是因为他说得最多，而是因为他直接把问题推到了作品格调和历史责任上。
 
这里还要分清一件事，文学作品可以虚构，但历史题材的虚构并不是没有边界。1987年上映的电影红高粱，同样改编自莫言作品，故事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人物和情节也经过了艺术处理。观众可以把它当成文学和电影，不必把每个细节都当成档案。
 
可一旦作品把具体地方、具体年代和抗战队伍写得十分明确，亲历者就可能拿自己的记忆来对照。虚构当然仍然存在，但作品是否把虚构内容包装成了对真实历史的解释，就会引发另一层争议。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丰乳肥臀等作品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很多读者更愿意从文学风格、叙事尺度和人物塑造角度讨论作品。可当年的历史争议并没有因为作家后来获得国际声誉就自动消失，文学成就和历史评价，本来就不是同一个问题。
 
说到底，徐中夫批评的重点，不只是某几段描写是否符合事实，而是作家有没有权力用文学方式重写一群人的共同记忆。支持文学自由的人，会强调小说不是党史材料，不必逐句对应现实。亲历者则会追问，作品能不能在虚构时保留基本的历史分寸？
 
这两种声音为什么会碰撞？因为一边看重文学表达的空间，一边看重亲身经历不能被轻易改写。谁更有道理，不能只看身份，也不能只看作品后来获得了多少荣誉。
 
徐中夫没有长期出现在文坛争论中心，他只是被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正因为这几句话来自一名真正参加过胶东抗战的老人，才让那场争论多了一层现实重量。
 
军旅作家写下的是公开评论，老军人的沉默则常常不容易被看见。1996年的这次采访提醒人们，讨论历史题材文学时，不能只听见会写文章的人，也要听一听那些曾经在历史现场生活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