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谢育才夫妇被俘，在狱中生下一个孩子，为了逃出去，夫妻二人将孩子交给特务头子抚养，特务头子却真的将孩子抚养成人！

一九四一年，谢育才把孩子递出去的那一刻，外面的天正要黑。

孩子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吃奶的年纪。接过孩子的那个人，是这一带让人绕道走的角色，主持地方特务机关审讯工作的头子。

谢育才和妻子站在对面，都知道这一刻意味着什么。

孩子要被交给政治上的敌人，父母要用这个办法换一条出路。没有人知道，这笔交换做完之后，各自会走到哪里去。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把时间往前推几个月。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刚刚过去。那是那个年代国共关系触得最低的一个节点，中共在各地的地下工作随之面临更大的压力。

国民党特务系统在多个省份加大活动力度，搜捕令一道接一道地发出去，地下工作者被迫频繁转移，稍有大意就可能落网。

粤北一带当时是这种情形的缩影：日军从南面和东面压着，中间是国民党军，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夹在复杂的局面里，哪边松动一点都可能出问题。

谢育才是中共在粤北一带的地下工作者，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

这类角色在地下工作体系里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接触的人越多，掌握的情况越多，自己就越成为敌方希望拿到的那种人。

他和妻子的工作方式，是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的常见模式。

换名字、换住址，靠记忆传递信息，尽量不在纸面上留痕迹。这种工作靠的是一套完整的关系链维系，一旦链条上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整张网都可能被撕开。

在对方的名单上，谢育才的名字挂了有一段时间了。

被捕发生在那一年，妻子有了身孕，被一并带走，关进审讯所。

特务们看见了她的身孕，没有放人，可能是觉得这也是一张可以用的牌。审讯从进去那天就没有停过，但谢育才从头到尾没有交代任何东西。换了多少拨人来问，结果都一样。

这种人，在那个系统里待过的都知道，是最难缠的那类，拿定主意了的。

孩子在羁押期间出生了。

这句话看起来很平，但实际的情形不平。在审讯所里生孩子，母亲和孩子都能活下来，本身已经是极大的侥幸。

生下来之后，情况反而更糟：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在那种地方没有正常存活的条件，喂养是问题，取暖是问题，每一件事都是问题。夫妻两人自己还在审讯里，没有任何余力可言。

两个人陷在一个死局里，出口在哪里，完全看不见。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

主持审讯工作的特务头子，在某一天，主动找谢育才谈了一次。

提出来的条件，放在当时听起来颇为怪异：把孩子交给他抚养，两人可以换一个较为宽松的处置方式。

至于宽松到什么程度，不同的记述给出的版本不同，有说是某种形式的获释，有说是从审讯所转为软禁，细节上各有出入。

这个条件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后来流传过几种说法，没有哪个得到确证。

有人说，那人当时无子，一直有这个念头；有人说，这是拿孩子设的一个陷阱，等谢育才将来恢复活动，随时可以拿这件事来制约他。

还有人说，这个特务头子行事一向有自己的一套，做决定时有时候走的是别人看不懂的路子，收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时的念头，出于什么，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

几个说法都流传过，谁也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哪一个。

谢育才没有立刻答复。

两个人商量了。史料里没有留下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只留下了最终的决定：同意了。

把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交出去，这件事无论放在什么处境下都不容易。但那时候没有太多余地：组织联络断了，出路只剩这一条，孩子留在那里迟早撑不住，两个大人自己也快到了极限。

当所有条件叠在一起，这个决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在，但有多难，也没人能替他们两个说清楚。

两个人把孩子放进那个特务头子的怀里，离开了那个地方。

后来发生的事，是整件事里最出人意表的部分。

那个特务头子，把孩子带回了家，没有食言。

孩子在他家里长大，从婴儿长到成人，就这么过来了。没有拿孩子当筹码再去找谢育才算账，也没有让这件事变成别的什么。就是把一个婴儿养成了一个大人，仅此而已。

这件事，放在那个年代，放在那类人身上，说出来确实有几分不寻常。

谢育才夫妇后来的经历，在各地的地方党史档案和当事人回忆中有零散记述，拼起来仍有相当多的空白。

父母与孩子后来是否重新见面，重聚之后是什么状态，这部分的记录残缺不全，细节各有出入，没有一个完整的版本流传下来。

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说的：孩子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

在那个年代、那种情形下，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参考来源：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地下党史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相关卷次）
《中共党史人物传》编辑委员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七卷及相关卷次）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相关期次）